“现代性”问题是20世纪后期西方哲学所广泛关注的问题之一,可以说,20世纪西方各种文化批判理论都是围绕着现代性问题展开的。现代性既具有“历史意识”意蕴,也具有“时代精神”意蕴,其本质内涵是福柯所谓的“精神气质”,即理性、主体性和自由。现代性的形成过程表现为由一神论向自然神论、无神论的转变,由宗教崇拜向世俗化的转变。因此,现代性作为“一项未完成的设计”,其追求应该成为人类的理想,这构成了现代性的合理化形态。实际上,关于历史进步的现代性价值理想并没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实现,反而成为新的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先验主体的自我崇拜导致人类中心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异化为科学主义的独裁与技术乐观主义的狂妄。作为现代化理想的现代性与其现代化历史结果相背反,主体性变成了统治性,人的解放走向新的奴役,从“主体性的凯旋”走向“主体性的黄昏”,现代性陷入了危机与困境。现代性的异化,引发了后现代主义无情的批判和解构,它们通过呼喊“主体已死亡”的口号来消解主体,通过寻求“理性的他者”对理性进行批判。哈贝马斯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主张对异化的现代性进行拯救,以便充分发挥现代性的潜能。哈贝马斯以认识论到语言学的革命为逻辑入口,建构了现代性拯救的基础学说——普遍语用学,为其交往行为理论准备了语言哲学基石。由于传统主体哲学没有对现代性的异化进行合理的诊断,因此,哈贝马斯宣称:“意识哲学范式已经枯竭”,这是范式转换的前提。在哈贝马斯看来,他之所以认为意识哲学范式已经枯竭,是基于在理性立场(黑格尔)和非理性立场(尼采和福柯等)两条路线上对现代性异化的拯救的失败,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没有摆脱意识哲学范式,这也是意识哲学的局限所在。在他看来,只有转向交往理性,才能为现代性找到一个新的基础,才能克服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哈贝马斯认为,从工具理性转变到交往理性,从意识哲学转变到交往哲学,是现代性拯救的唯一合理的出路。哈贝马斯希望通过重建语言哲学和交往理性,通过批判“生活世界”被系统“殖民化”的现象,来整合残缺和破碎的生活世界的合理结构,来解除对人的个性的压抑,摆脱现代性的负面效应。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理念,现代化则是现代性的现实。在中国艰难的现代化追求过程中,传统价值体系、现代价值体系和后现代价值体系共时态呈现;与西方相比,我们不仅存在一个时代落差,也存在一个程度落差。中国现代性问题依然是主体问题,现代化建设需要张扬个体的主体意识,需要注入一种新的精神气质。因此,中国的现代性是一个主体生成的历史过程。哈贝马斯现代性思想对我们反思和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问题有着积极的启示:作为一项“未完成的设计”,现代性的理想应是当代中国的主导价值取向;当代中国,虽然工具理性发育尚不足,主体也并未过度张扬,但防止工具理性的膨胀及主体的过度张扬,却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题中之义,惟其如此,才能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交往行为理论注重“主体”间的对话与话语分析,强调主体之间的平等权利,因此在全球化条件下,为中国加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理论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