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近现代湖南报业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湘报》、《大公报》、《力报》三份日报为考察对象,以这些报纸副刊与湖南现代文学的互动关系为主要研究内容。论文力图通过对这三份报纸的分析梳理,解决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湖南现代文学在媒体上的发展状况;第二,湖南现代文学与整个现代文学的同宗同质;第三,湖南的媒体在前两方面中扮演的角色。围绕这三个方面,论文将分为这么几章进行写作。第一章为导论。这一章分为区域文学和区域媒体、近代湖南士绅阶层的兴起、湖南报刊与现代文学三个小节,主要是对论文的写作方法、思路和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一个总体梳理。本文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文化媒介和出版业的兴起。中国现代文学运动是在《新青年》等新兴刊物上发生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现代文学刊物的风起云涌。在以印刷作为唯一的文化传播方式的文化时代里,文学的发展必然也必须与刊物和出版业紧密联系在一起。近二十年来,随着文化传播方式的变革和文化媒体在社会发展中占有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许多学者已经充分关注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新”与这个时代的文化媒介及其运作方式的“新”的关系,并且已经取得许多厚实的研究成果。更进一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产生发展壮大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作用的媒体,虽然都以宣传推广新文学为责任,但在具体的形态方面,也会因为媒体所在地域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特色。第二章以《湘报》为对象,主要论述《湘报》为湖南现代文学发生确立的基调。这一章分为湘人之转侧豁悟、启蒙思想的通俗言说两个小节,讨论现代文学诞生前夜,《湘报》为其在思想、文化、文字等各个领域所作的准备。通过分析,本文认为,《湘报》在湖南近代思想启蒙过程中,体现出了这么几种独特的质素:强烈的忧国意识与忧省意识的纠结,激进、速变的革命思想,女性自我启蒙意识的率先觉醒。思想启蒙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的重要使命,湖南亦不例外。而以上几种质素的存在,势必影响到湖南现代文学的发展状况,并使之显示出不同于其他的独特气质。第三章以《大公报》副刊为研究对象,分为副刊文学的本地化、营造新的文化氛围、新文学的初步建立、副刊与校园文学的联姻四个小节,着力讨论现代文学诞生初期,湖南特色是如何借由湖南媒体,来规范湖南本地现代文学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与整个现代文学发展的关系。本文认为,湖南的现代文学的变革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湖南现代文学的新的特质无疑也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赋予。另外,校园刊物与副刊的联姻,有着重要意义。首先,它们在湖南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媒体《大公报》的登陆和亮相,最早以集团的形式展现了湖南新文学的力量和实绩。其次,由于这些年轻学生与北京的新文化运动在精神上的密切的联系,因而他们的新文学创作对自由的向往、对爱情和人性的讴歌、对乡土的关注、对现实主义的坚持等等,都为湖南新文学的发展树立了基本的规范。第四章以《力报》副刊为对象,主要论述抗战时期文艺副刊上文学的发展状态。这一章分为新文学的重建、流亡者之歌、抗日文学的繁荣兴盛、端木蕻良和文艺新地四个小节。自1936年9月15日创刊至1948年11月19日停刊,《力报》副刊的进步立场始终没有改变过。谢冰莹、端木蕻良、穆木天、艾青、茅盾、郭沫若、赵景深、田汉、卞之琳、夏衍、臧克家、何其芳、聂绀弩、胡风、蹇先艾、巴金、蒋牧良等人先后有文章见于该报副刊,端木蕻良更是从1943年5月开始担任衡阳《力报》副刊《文艺新地》主编直到次年7月。可以说,在《力报》生存的12年间,湖南新文学得到了快速发展。这种发展,较之《大公报》时期,更为深刻,更为成熟。第五章将从区域媒体研究角度入手,以三份报纸为整体,分为地方媒体的局限、不成熟的市场运作模式两小节。这一章主要阐述地方媒体的局限性以及不成熟的市场运作模式给文学带来的影响。交互的影响,给湖南的现代文学发展带来这样一种局面:一是对现实主义文风的始终坚持;二是短篇作品多,中、长篇作品少:三是作品多欠缺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