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银行是近代日本对中国进行金融侵略的重要支点,也是日本在东亚实施“南进战略”的核心金融机构。作为日本在东亚与“北进”并存的两大政策,1895年日本割据台湾后,“南进论”一度在日本国内掀起热潮。伴随台湾的“南进基地化”,为强化对台殖民统治和开发,同时推动日本向华南南洋进行殖民扩张,日本政府于1899年9月在台北正式创立台湾银行。台湾银行自成立后,即在以柳生一义为代表的历任总裁带领下,将“南进政策”作为自身使命而竭力践行之。其以台湾为基地和跳板,配合台湾总督府的“对岸政策”,不断向中国大陆进行金融网络扩张,先后在厦门、香港、福州、汕头、广州、上海、九江、汉口等地设立分行,在南部中国构建起广阔的金融网;与此同时,通过发行货币、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经营汇兑等业务,对华进行业务渗透,并以金融扶植为手段,推动日本在华商权扩张,力图攫取中国金融主权,实现对中国的殖民银行化。台湾银行的“金融南进”在近代日本的南进政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一战期间,为日本的“经济南进”奠定了充分的前期基础,扮演着金融尖兵的角色。但日本政府长期将“北进”作为主要国策,致使台湾银行在华南南洋的扩张与国策产生背离,因而很难得到日本大藏省的政策扶持,促使其自身产生了强烈的“自主性”,具有自我设定在南进政策中的角色功能。同时,作为日本政府根据特别法律设立的国策银行,台湾银行同时兼具商业银行的“营利性”,在利益的驱动下,其“国策性”与“营利性”时常产生对立而无法统一,呈现超脱“国策性”的一面。在“自主性”与“营利性”的推动下,台湾银行在华扩张过程中,与日本其它在华金融机构如横滨正金银行等,不仅在业务经营如汇兑等方面产生了激烈竞争,打破了日本政府“分业主义”的原则,而且就在华营业地域方面,也时常引发冲突。台湾银行与正金银行在中国的复杂关系,是近代日本在华金融机构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缩影。台湾银行在中国的金融网络构建,以及业务的展开,与中国社会产生了密切的互动和博弈。一方面,台银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入侵,损害了钱庄等各地原有金融机构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强烈抵制;另一方面,台银又以其强大的资本,迫使钱庄等与之进行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并通过任用华人买办等方式,迅速融入地方社会,巩固在各地的基础。同时,面对台银严重侵害中国金融主权的行为,各地人民不断掀起抵抗斗争,尤其在近代不断爆发的诸如“五四运动”的系列排日运动中,台湾银行受到持续的大规模抵制,其在华金融扩张遭遇严重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