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研究，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前一阶段，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在我国发生法律效力为前提，着力探讨《公约》与我国刑法规范之间的差距、以及如何缩小此种差距。作为世界性的条约，《公约》对贿赂犯罪的规定非常详细，特别是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规定，对我国刑法规范乃至人们的观念有很大的冲击。因此，这一时期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比较研究的阶段。通过这种比较研究，提升立法机关对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认识，从而为该行为尽早入律奠定基础和条件。在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出台之后，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理解此条规范。本文即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若干疑难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帮助。文中首先指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所保护的客体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正当性。也就是说本罪的行为人是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或者是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去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使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受到损害，从而侵犯了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正当性。在本罪实行行为的分析里，将“影响力”以强弱程度为划分标准，当影响力施加者是国家工作人员的策应人时，“影响力”表现的最为强烈，而当行为人未对请托事项作任何承诺也未有实际行动，只是收受了他人的财物时，行为人发挥出来的影响力就十分微弱。主体方面从《刑事诉讼法》角度界定近亲属的范围，这样有益于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有机结合。文章的最后论述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共犯问题，并提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存在相当的差异，在贿赂犯罪体系中具有独立的地位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