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重污染行业的企业与社会公众力量在环境与发展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应当有着不同的角色定位和功能划分。作为环境政策的制订者与监管力量，政府对企业具有引导和规范企业行为的责任与职能；出于对环境质量与切身利益的追求目的，社会大众会主动对污染企业进行监督；企业若想保持长久的行业竞争力、良好绩效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就会采取一系列战略决策行动来解决企业当前面临的各类问题。基于这一背景与思路，本文尝试从企业并购行为这一微观角度着手，探究政府实施的环境规制、企业并购行为对企业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影响。本文梳理和归纳了环境规制、并购行为、企业绩效和市场竞争的相关理论和文献研究，主要包括对于我国环境规制的现状分析、概念界定、影响因素和测度方法，对企业并购、绩效和市场竞争研究也进行了相关论述。随后将其关系纳入“制度—行为—绩效”的分析框架中进行研究。
　　本文利用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2011年至2017年共720个并购事件样本数据，实证检验得出以下四个方面结论：（1）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存在显著影响：①在环境规制趋严的背景下，企业会逐渐增加其对于环保方向的投资状况，以满足规制要求，合法合规生产；②环保相关的制度环境与规制所带来的企业成本增加造成企业短期和长期财务绩效下降。（2）环境规制也对企业的并购行为选择产生显著影响。文中将企业并购分为两个方面：并购行业特征和并购持股比例。企业面临环境规制的约束和成本升高的所带来的风险时，更可能会选择通过并购相关行业企业和增大并购持股比例来增大企业规模，来获得技术和排污许可等优势和对政府和社会的议价能力，也会一定程度上降低治污成本增长的风险。（3）在企业并购作为中介变量检验其传导作用方面，重污染行业的企业并购行业特征对企业的环保投资状况、短期财务绩效和长期发展能力方面均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这表明企业可以通过并购同属于相同行业的企业来增大企业规模，获得关键技术，或在短时间内达到国家设定的环境规制标准，因此能够改善企业的环保投资状况，虽然不利于当期的财务绩效，但对于被动必须接受环境法规的污染企业来说，这显然是一个必然选择。在企业并购持股比例作为中介变量传导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绩效关系时，除了环境规制对企业长期发展能力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以外，对企业的环保投资状况和短期财务绩效均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企业应该注重反思企业战略和并购具体策略的合理性和适用性，克服企业自身的“短视”行为。（4）在市场竞争作为调节变量方面，行业竞争程度越低的企业，相比于行业竞争程度高的企业，环境规制、并购持股比例与环保投资状况之间的正向作用会越强。市场竞争越弱，并购行为的持股比例对于企业短期财务绩效的负向影响也会减弱。因此要充分考虑同行业的垄断程度，做好战略执行前的尽职调查工作。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得出：环境规制是影响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并购行为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重污染企业通过并购等方式获得产业提升机会，提升企业生产和产品层次，产业结构得到调整，促使企业生存的经济环境和生态环境两个方面得到改善，推动政府进一步更新符合实际发展情况的环境规制，在“环境规制—企业并购—企业绩效”三者影响的传导机制中形成良性循环，促进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双赢”。最后，基于以上关于环境规制和并购的实证分析，本文提出了政府、企业和社会层面的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