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70年代开始,文化途径翻译研究的重点不断地转移,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研究模式。它包括源起于以色列的多元系统论,图里以及低地国家学者所推动的描述翻译研究,源自德国的翻译目的与功能理论,各个殖民相关的语境中所形成的后殖民翻译研究,以及集中在加拿大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其中,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正式提出,成为文化途径翻译研究的一个转折点。文化途径翻译研究革新了翻译观念,促成了翻译研究学科的形成与发展。自90年代中期以来,文化途径的翻译理论被大量引入我国翻译学界,一方面促成了我国当前翻译理论研究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引发了翻译学界的无数争议。这些争议中,有人认为文化途径的翻译理论不适应汉外互译,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有人认为文化途径翻译研究偏离了翻译研究学科的本体,提出回归语言本体;有人认为文化途径的翻译理论给我们的翻译观念带来了混乱,危及翻译的实践。文化途径翻译研究到底对我国当前翻译观念带来了哪些改变?文化途径翻译研究对翻译研究学科有怎样的影响?本文通过追踪文化途径翻译研究的谱系,尝试回应国内翻译学界对文化途径翻译研究的各种争议,反思引进的文化途径的翻译理论对我国当前翻译研究的影响,特别是对翻译观念和翻译学科带来的冲击。本文由六大部分构成。“前言”介绍了研究问题的由来,文化途径翻译研究在中国的旅行过程,文化途径翻译研究所引发的各种争议,以及本文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步骤。第一章介绍了文化途径翻译研究产生的背景。对文化的关注是整个人文学科的一大趋势,文化研究随之兴起。翻译活动对象的改变,人们的翻译观念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以鲁汶群体为主的文化途径的翻译学者催生了翻译研究学科的形成与发展。第二章借助“事件化”的方法把文化途径翻译研究还原到其生成的语境,考察文化途径翻译研究的谱系。把翻译研究学科自产生以来随研究重心转移而形成的不同途径的研究进行语境化的处理,重新考察了佐哈的多元系统论、图里及低地国家的描述翻译研究、德国翻译目的与功能理论、后殖民翻译研究、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等,着重强调不同文化语境中的研究对翻译观念的革新,以及对翻译研究学科的推动作用。第三章阐述了文化途径翻译研究对翻译观念的革新,所引发的争议,并对这些争议做出回应。文化途径的翻译研究扩展了传统的翻译概念,深化了翻译概念的内涵。文化途径翻译研究对传统翻译观念、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七个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从而革新了我们的翻译观念,也对我们的翻译学科认识提供了全新的视角。革新后的翻译观念引入我国之后,对我们的翻译忠实观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引发了很多争议。唯有区分开如何译与为何译的研究,形成求知与求用的学术分工,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才可能形成一个平衡的学术生态。第四章分析了文化途径翻译研究对翻译研究学科的影响,并对国内有关翻译学科的各种争议做出回应。翻译研究学科近40年的发展中,文化途径的翻译研究者不断地重构学科的蓝图,丰富学科的研究目标,重新定位学科的属性。文化途径翻译研究引入我国之后,促成了我国翻译研究学科的快速发展。对翻译的研究并不等同于或局限于对语言的研究,新一代语言学途径的翻译研究与文化途径的翻译研究互为补充,使回归语言本体的担心变得多余,这两种不同途径研究的结合往往会模糊各种研究的差异。文化途径翻译研究的谱系表明在不同的文化中形成了具有国别特色的研究。作为以“研究”为名称的翻译研究学科,突破了传统的学科观念。“结语”部分,本文提出由于缺乏对文化途径翻译理论的全面了解,导致了国内一些翻译学者对文化途径翻译理论的误解,从而引发了翻译观念之争。国内一些翻译学者有关翻译研究学科的各种争议,缺乏的是对文化途径翻译研究的谱系分析,没有厘清文化途径翻译研究、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翻译研究学科的形成与发展这三者的共生关系。文化途径翻译研究对我们启发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些多样化的研究方法,把翻译置于不同的框架或语境中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