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著与唐朝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韩国的汉诗以新罗和唐朝之间的相互赠诗为中心,开始出现了诸多好的作品。在新罗和唐朝的文化交流史上有一种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两国的国王互赠自己的诗。其中,有新罗的真德女王绣在绸缎上赠予唐高宗的《太平颂》:而唐玄宗也曾赠给新罗景德王一篇名为《赐新罗王》的诗。由此可以推断,新罗与唐朝之间曾有过非常密切的交流,又可看出当时的汉诗已得到极大的发展。三国以来,与中国之间的交流主要通过进贡的形式展开。在这种交流过程中,新罗开始积极推进了伴随古代国家完善的政治社会制度及文化方面的邀请活动。在三国统一之前,这种外交努力通过新罗的进贡和人质相结合以及添入文化表现的宿卫得以实现。三国统一后,两国间有一段时间的断交后,新罗与唐朝之间重新建立起文化·经济上的外交关系,由使节及在唐朝修学的留学生和众多求法僧开始直接主导各种政治·文化的交流。到了新罗后期,新罗和唐朝同时步入国力衰退时期,因此正式的使节派遣开始逐渐减少。但与此同时,从真骨贵族的政治性垅断中淘汰的没落贵族或六头品出身的留学生以及以留学僧的身份来到唐朝的新罗人不断吸收儒教政治理念或革命性禅宗思想。通过这些人不断的学习唐朝的文化制度和诗文创作,奠定了韩国汉文学正式发展的基础。赠诗大部分都是在新罗后期或晚唐时期得以创作的。唐代人的诗文主要是赠与新罗文人、僧侣、使节。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文人、僧侣和使节起到了大部分文化交流的作用。唐朝诗人赠给考中宾贡科举的新罗文人的诗中,虽有些离别的悲痛和对旅程的担忧,但也充满了对他们艰苦求学精神的赞颂以及对他们归国后大展宏图的期望。与此相反,赠给那些未能考中宾贡科举的新罗文人的诗中,却充满了对他们未能实现梦想的怜悯之情和对他们前途无望的担忧,同时还重叠有对辛劳旅途的怜悯之情,从而呈现出了凄凉悲苦的情调。大部分新罗僧侣都属于禅宗系,从地位和思想上与六头品的文人具有深厚的连带关系,而且这些人在唐朝的活动也并非局限于宗教方面,他们基于敦厚的文学素养,积极参与了与六头品文人或唐代诗人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唐代诗人对新罗僧侣们的宗教修行境界给予了高度评价,甚至达到敬仰的地步。正如那些作者们所说,在以佛教形式表现出来的世界里,不能存在“华”与“夷”的区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文化普遍主义立场,在构筑东亚共荣圈的精神基础当中,国际性宗教的佛教的作用和效力大于任何制度或文化。虽然当时派遣使节的次数降到最低,但从三国时代开始精通文学的使节在促进两国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尤其从真德女王时代起至景文王时代期间,所派遣的宿卫长期滞留在异国他乡,起到了两国政治、外交、文化桥梁的作用,虽然在新罗后期,为他们赠诗的现象并不是很频繁,但通过使节的文学交流却从未间断。新罗人赠给唐代人的诗共有86首,这与唐代人赠给新罗人的55首诗相比,足足多了31首。但赠诗给新罗人的唐代诗人共有35人,而赠诗给唐代人的新罗诗人却只有真德女王、崔致远、朴仁范、崔匡裕、崔承佑、金立之等人,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新罗人在接到唐代人的赠诗后,理应有答诗,但那些诗之所以未能流传至今,或许是因为这些诗文集或诗选集未能被很好地编辑记录下来。此外,又或许是因为来往于唐朝的新罗人远多于往来新罗的唐朝人。但为数不多的新罗人能给许多唐朝人赠诗的事实,足以能够证明当时新罗诗人们的崇高地位,这也是证明新罗人在当时广泛而又积极开展文学活动的一个铁证。对新罗末期、高丽初期汉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崔致远一人身上。在流传至今的诗文寥寥无几的情况下,集中研究资料丰富的崔致远一人似乎很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也不能忽略在同一时期极有可能发挥出相当可观的文学力量的那些其他诗人们的功劳。受到赠诗的新罗人除了那些宾贡诸子以外,还有很多渡唐留学生和僧侣以及外交使节。这些人受到的赠诗各占一定的比率。他们的主业虽然不同,比如说文学、求法、外交等,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具备相当高的文学素养,他们凭借与唐代诗人之间亲密的文学交流关系,展开了多方面的文学活动。这证明了新罗末期、高丽初期,新罗和唐之间的文学交流及新罗汉文学并非仅靠几个特定人来主导,而是通过各种身份的新罗人们广泛参与才得以推进的。唐人赠给新罗人的诗,特征可分为地理性的距离认识和文化性的同质意识,两国间隔海相邻造成的地理性的断绝,加深了送别人和离别人之间的别离悲情。但这些悲伤在文化和制度上同属一个家族的精神纽带下得以缓解和克服。此外,在这种文化同质意识基础上交游的唐代诗人并未将新罗人当作是蕃国的异邦人,并未显露出中华人的优越感,而是将他们视为情浓意厚的友人或文学方面的同仁,平等对待。新罗人赠给唐人的诗主要观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太平颂》特征和在渡唐留学生中占据最大比重的崔致远赠诗的特征。《太平颂》的形式是五言古诗,内容是颂体,并且是一首外交诗。《太平颂》持有阳刚之美。可以说该诗具有高古雄浑的风格。崔致远赠诗的特征包括:诗语的恰当安排、运用多种固有名词、使用独创性数字或虚字、首尾双括的章法构词、运用二开七合的手法、运用严整的对偶格式、使用多种叠字、为获得音响上的效果而复用语辞、多种心像表现构词、运用广泛的典故。赠诗在韩国汉文学史上的意义大可分为对新罗末期,高丽初期汉诗发展的贡献和对新罗汉文学水平的提高以及晚唐潮流的再评估。有评价说新罗末期在唐研究诗文的新罗人大举发展了我们的汉诗,但也有人评价说是他们将晚唐绮艳的诗风传播给了新罗诗坛,之所以会有如此的批判性评价,是因为当时这些人是在晚唐进行了研修,而且在崔致远的诗中出现了晚唐的风格。但至今传下来的诗并不是很多,而且仅凭他们在晚唐活动的表面现象,将这个时期的诗文定论为晚唐风格的现象未免有些失实,这也极有可能是一种偏见。虽说晚唐这个时期显现出了许多末代弊病,但仍残留有前代的痕迹,而且曾与新罗人交游的大部分唐代诗人并非个个都是绮艳的晚唐风格的诗人,不属于这一类的诗人反而更形成了主流。也就是说,具有贾岛类寒瘦苦吟特征的诗人,继承中唐期新乐府运动的诗人,具备相当的格调,并关注现实的僧侣诗人,此外,留给新罗人的赠诗最多,并从白话诗人杜荀鹤曾受到赞颂的张乔等无法定论为晚唐风格的诗人更加占据优势。因此,将新罗末期高丽初期文学只断定为晚唐风格多少有些失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