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已过去10年,各国央行为维护本国经济稳定均实施了降息降准的货币政策,与此同时,由于金融中介的天然逐利性以及央行长期低利率政策,形成了“金融市场缺流动性,央行降息降准”的市场预期,从而导致金融中介通过信贷杠杆和过度风险承担,严重影响了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后危机时代,各国央行在逐步探讨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关系,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又再次受到广泛关注。金融中介风险感知非中性的提出,也催生了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理论的相关研究。近些年来,各国央行在次贷危机的反思中发现,仅以价格稳定为单一目标的货币政策往往不能保证金融系统稳定,随着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推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也相应得到重视,在原有银行业监管标准基础上,巴Ⅲ重构了国际银行业监管框架,资本和流动性双重约束监管改革也由此进入“深水区”。基于此,研究新监管阶段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作用机理与传导效应,理顺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的逻辑关系,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随着国际银行业进入资本和流动性双重约束的新阶段,两者的合成效应必将导致银行的微观经营特征发生调整和变异,并可能会导致基于银行传导的货币政策效应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双重约束监管也将改变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期限结构,从而平滑商业周期的波动所带来的银行过度风险承担行为。基于此,本文首先以时间为轴,以资本、流动性约束与银行风险承担研究发展为脉络进行文献梳理,与此同时,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通过构建以银行部门为主体的宏观模型探寻双重约束下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作用机制,并基于2010-2016年期间我国78家银行的微观财务数据,实证分析双重约束下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变化,以此探究双重约束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冲击和影响,有助于健全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理论,为我国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双支柱调控框架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资本和流动性双重约束下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存在,且随着货币环境的趋松,银行风险承担意愿会相应提高,整体来看,现阶段我国仍存在“大而不倒”的现象,大型商业银行相较于中小银行来说拥有更好的风险缓冲机制,因而其风险承担偏好更强;(2)我国商业银行的实证数据表明,双重约束监管的协同效应远大于抵消效应,因此双约束的合成效应将导致银行风险承担意愿有所减弱,而非息业务的开展有助于改善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3)不同类型、强度的货币政策在资本和流动性双重约束下通过银行微观特征对风险承担渠道的影响效果并非对称,双重约束监管给货币政策的传导带来了不确定性。因此,监管当局和货币政策当局应关注监管政策调整对货币政策传导的扰动,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冲突和协调中重构货币政策体系,以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协同性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更好地保证宏观金融调控的针对性、前瞻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