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均一直是经济学中的一项核心议题。由于工资是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探究同工不同酬的原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很多实证文献表明现实中存在严重的同工不同酬问题（Mortensen,2003）。工作搜寻只有当同工不同酬出现时才有意义,因此研究者们一直试图在该框架内将同工不同酬内生化。本文在工作搜寻的框架内,为同工不同酬提供了两个替代性的解释。我们首先通过允许企业在招人之前租赁资本,拓展了Burdett and Mortens（1998）在职搜寻模型。该拓展模型指出,企业在租赁资本时面临着以下两方面的考量:更大的资本租赁数量一方面意味着招聘成功之后的高产出,另一方面意味着招聘失败后面临较高的资本闲置成本。作为Burdett and Mortensen（1998）均衡结果的类比,我们证明了当存在在职搜寻时,事前相同的企业在均衡中会选择租赁不同数量的资本。其次,当存在在职搜寻时,企业在选择提供给员工的工资时面临着如下权衡:高工资一方面意味着企业更容易招聘到并留用工人,因此由或有的工作转换导致的成本较低;另一方面,高工资意味着招聘利润更低。此处招聘利润定义为劳动生产率减去工资成本。注意到租赁更多资本的企业拥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而享有更高的招聘利润。而上述权衡使得这种企业倾向于提供更高的工资。因此,本文所示的内生生产力异质性可以被用于解释同工不同酬。此外,本模型表明搜寻摩擦可以跨要素市场传导,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由搜寻摩擦引起的资本闲置风险在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与租赁成本之间钉入正向的楔子,意味着企业在均衡中系统性地投资不足。更进一步,当存在在职搜寻时,这一楔子关于工资是非对称的。工资高的企业更容易招聘到并留用工人,因此面临的资本闲置风险较低,进而倾向于租赁更多的资本。注意到租赁不同资本量的企业拥有不同的资本边际生产率,故而本模型可以用来解释资本错配。本模型的理论贡献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第一,本文是在Burdett and Mortensen（1998）框架内首次应用内生的生产力异质性解释同工不同酬;第二,本文在Burdett and Mortensen（1998）框架内创新地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搜寻摩擦对资本配置的影响,并对该影响的跨要素市场传导机制进行挖掘;第三,本文关于资本错配的解释视角是全新的,本文证明了在传统的扭曲性政策和金融摩擦等解释因素之外,劳动力市场的搜寻摩擦也能引起资本错配。在本文中,投资不足与资本错配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它们能在集约边际上导致产出损失。此外,搜寻摩擦还可以在广延边际引起产出损失。由于搜寻摩擦的存在,一部分岗位最终因为匹配不到员工而浪费,造成实际有效的岗位创造不足,具体表现为均衡中失业率较高。这不可避免地降低了社会总产出。为了评估这些因素的影响,我们结合中美两国数据,以结构回归为基础恢复出模型参数,并据此校准模型。分析表明,搜寻摩擦在中国引起的总产出损失高达54.4%,其中2.8%归结于资本错配,47.7%归结于投资不足,3.9%归结为岗位创造不足。相比之下,美国遭受的总产出损失只有19.7%,其中0.7%归结于资本错配,18.3%归结于投资不足,0.7%归结于岗位创造不足。虽然两国的摩擦性产出损失总量差别巨大,一个共同点是这些损失主要发生在集约边际。Midrigan and Xu（2014）表明由金融摩擦引起的产出损失主要发生在广延边际。通过对比可见,不同的摩擦因素影响资源配置的机制和效果有较大差异。关于同工不同酬,分析表明引入内生企业异质性可以提高模型的定量解释能力。根据Hornstein,Krusell,and Violante（2011）,用美国数据校准的基准Burdett and Mortensen（1998）模型产生的平均工资-最低工资比率不高于1.27。相比之下,这一比率在本文中为1.31。本文的理论刻画及数值分析均表明,引入内生的生产力异质性使得工资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形状发生了改变。在基准的在职搜寻模型中,工人通过工作转换沿着工资阶梯爬升,因此最终聚集在工资区间的顶部,导致工资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是递增的凸函数。在本文中,工人在沿工资阶梯爬升前随机地与企业匹配。由于大多数企业选择租赁的资本量较低,因而大部分工人爬升的起点较低,最终改变了工资分布的具体形状。本模型为讨论政策性问题提供了一个工具。以失业保障制度为例,随着失业保障制度的健全,经济体的总产出会先增加再减少,其机制如下。失业保障制度的健全使得工人倾向于等待更长的时间去寻找更高的工资,这一变化增加了企业的工资成本,因此不利于岗位创造。这一方面代表着逐渐增大的归结于岗位创造不足的产出损失,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更小的市场紧度。后者一方面意味着企业更容易招到工人,因而面临更小的资本闲置风险,这会通过促进企业投资增加社会总产出。另一方面,小的市场紧度可以通过减轻资本错配以增加社会总产出,因为在职搜寻变得不再重要。总而言之,社会保障制度设计面临着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两方面的产出损失的权衡,这方面的评判需要依靠定量分析。反事实分析表明,在中国继续深化失业保障制度改革会带来可观的政策红利:将中国的失业保障制度从现状调整到最优水平可以使社会总产出增加19%。相比之下,彻底的失业保障制度改革只能使得美国的社会总产出增加4%。这一差异提示失业保障制度的差异是引起中美两国产出损失差异的一个重要根源。除了失业保险制度,中美两大经济体在针对货币政策以及生产力冲击时的反应也表现出巨大差异。投资不足在关于敲竹杠的文献里一直是一项主要议题。Acemoglu and Shimer（1999b）表明,在摩擦性劳动力市场中企业负担招聘成本但是收益却由工人分享,因而敲竹杠行为自然产生。由此,一个想法便是探索敲竹杠在解释同工不同酬这一现象中的作用。作为本论文的第二部分,我们通过在传统的讨价还价模型中引入承诺,为同工不同酬提供了一个替代性解释。为了简单起见,本模型不再考虑资本及在职搜寻。摩擦性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特征是招聘需要花费资源和时间。为了针对搜寻摩擦建模,本部分假设新生企业规模为零,并且需要花费资源逐一招聘工人直至达到最优规模。由于带有承诺,企业不再需要每一期都去跟工人讨价还价确定当期工资。相反地,企业只需要在招聘工人时一次性地与新招聘工人确定后续每一期工资。企业雇佣额外一个工人的价值包括两个互斥的部分。一部分是我们定义的利润效应,代表着新招聘工人及后续需要招聘的工人预期创造的边际利润的贴现价值。企业增长会通过两方面降低利润效应:一方面,由于生产函数是凹的,大企业的边际生产率较低;另一方面,随着企业朝着最优规模逐步增长,后续需要招聘的工人数量减少。另一部分定义为敲竹杠效应,代表招聘额外一个工人为企业节省的未来或有的招聘成本的价值。未来或有的招聘成本的价值与企业能达到最优规模的概率反相关。给定企业增长率是常数,这一概率是关于企业规模的递增的凸函数。因此,未来招聘成本的价值随企业增长递减地越来越快,导致敲竹杠效应随企业规模递增。可见,企业在招聘额外一个工人时面临着利润效应和敲竹杠效应之间的权衡。我们证明当生产函数凹曲程度不大时,敲竹杠效应占主导地位,因而大企业更急于扩张。在纳什讨价还价规则作用下,企业急于扩张的动机被转化为高工资。因此,新招聘工人获得的工资随企业规模递增。这一方面意味着企业内部存在同工不同酬,另一方面意味着平均意义上大企业倾向于提供更高的工资,亦即企业间存在同工不同酬。此外,本文产生的其他预测也跟实证文献结论契合度较高,现简述如下:第一,企业内部的同工不同酬在大企业更严重;第二,搜寻摩擦意味着企业规模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是递减的;第三,工资分布是左偏的。根据美国数据校准的模型可以帮助我们在定量方面评估模型表现。基准模型解释了美国同工不同酬的1.7%。引入企业生产力异质性冲击的拓展模型能解释67-84%,其中13-27%可以归结于敲竹杠机制。有趣的是,即便生产力分布是对称的,敲竹杠机制也可以将工资分布转换为左偏的。除了解释同工不同酬,本部分的另一大贡献是证明了引入承诺有助于解释现实中观测到的规模工资溢价,原因如下。首先,承诺消除了企业通过招聘新人降低在职者工资的动机。在序贯讨价还价模型中,在职者与新招聘工人被同等对待。如Smith（1999）所述,企业招聘额外一个工人的边际成本等于新工资减去在现存工资上的结余。因此,大企业有更强的动机降低工资以扩大在现存工资上的结余。这一动机在本模型中被消除,因为存在承诺时企业与新招聘工人的讨价还价不影响在职者的工资。其次,承诺导致敲竹杠在大企业更加严重。Smith（1999）表明在传统模型中,讨价还价的标的等于边际生产率加上替代边际工人所需的当期招聘成本流量,这意味着敲竹杠效应是常数。因此,在递减的利润效应的作用下,工资随企业规模递减。当有承诺时,讨价还价是一次性的,因此双方需要考虑该招聘行为带来的预期价值而非当期流量。在这种情况下,敲竹杠效应随企业规模递增,因此可以改变工资与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