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目的为了解苏州工业园区企业职业女工压力现状及影响因素,通过女性工作压力调查问卷调查了企业女工的工作压力(Occupational Stress,OS)情况。为进一步建立合理的企业女工群体压力参考值提供数据支撑。并为制定企业女性职工保健措施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方法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苏州工业园区友达光电(苏州)有限公司、高德电子(苏州)有限公司、京东方茶谷电子(苏州)有限公司的企业女工,对抽取的企业女工进行问卷调查(女性工作压力调查问卷),共计抽取650名女工。调查内容包括:基本情况(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婚姻家庭情况、工作岗位情况、职务、收入、自身健康状况等23项),工作压力来源(对工作的感受)(60项),如何应对工作压力(18项),和性格问卷(25项)。其中,工作压力来源分工作本身因素、角色冲突与角色模糊、人际关系、职业生涯发展四个维度共60项,运用PASW Statistic18.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各量表采用1~4点计分,求出不同维度项目数的平均值(x)及标准差(s),样本均数比较用F检验,并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以P<0.05为差别存在统计学意义。结果1.参与调查的企业女工中不同年龄企业女工工作压力比较,在四个维度及统计数据得出的总压力平均值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压力基本呈非线性增长,尤其体现在工作本身因素和职业生涯发展这两方面。各维度得分高低依次为:职业生涯发展分值为2.19±0.91、工作本身因素分值为1.98±0.95、角色冲突与角色模糊分值为1.97±0.90、人际关系分值为1.84±0.82。2.影响企业女工工作压力的单因素分析结果:不同学历企业女工工作压力比较,学历最低及学历最高的企业女工压力值都相对较大,学历最低总压力最大其分值为2.09±0.50;不同婚姻状况企业女工工作压力比较,已婚企业女工在工作本身因素维度分值为2.07±0.97、职业生涯发展维度分值为2.12±0.80和总压力分值为2.06±0.45,其明显大于未婚企业女工;不同子女数企业女工工作压力比较,有一个子女的企业女工工作本身因素的分值为2.13±0.68、职业生涯发展的分值为2.15±0.80和总压力的分值为2.06±0.46,得分均高于无子女的企业女工,也高于有两个及以上子女的企业女工;值夜班不同次数企业女工工作压力比较,每月值夜班次数为20次以上的企业女工的总压力分值为2.18±0.55和各维度上的得分最高,每月值夜班次数为11~20次的企业女工的总压力分值为1.92±0.39和各维度得分最低;针对不同工作年限企业女工工作压力比较,工作年限越久的企业女工,其总压力分值为2.06±0.33和各维度上的得分均越高;不同收入企业女工工作压力比较,工资最低及工资最高的企业女工压力值都相对较大,而工资最高的企业女工来自工作本身的压力最大;不同体育锻炼情况企业女工工作压力比较,从不参加体育锻炼的企业女工在角色冲突与角色模糊维度分值为1.92±0.94和总压力分值为2.19±0.59,得分均高于经常或偶尔参加体育锻炼的企业女工;针对不同睡眠时间企业女工工作压力比较,睡眠时间最少的企业女工的总压力分值为2.12±0.38,得分最高,睡眠最充足的企业女工总压力居中,而睡眠时间为8小时的企业女工在各维度和总压力上的得分最低;针对是否患病情况企业女工工作压力比较,患有慢性病、妇科病等情况的企业女工的总压力分值为2.07±0.42和各维度的得分明显高于未患病者。3.外向型性格女性工作本身因素维度工作压力发生风险低于内向型女性。4.女性工作压力的应对方式:职业女性使用频率最多的应对方式为解决问题(平均分3.17),其次为寻求支持(平均分2.97),第三位的是忍耐(平均分2.87),而自我安慰(平均分2.85)、逃避(平均分2.50)使用较少。结论1.苏州工业园区部分企业女工,不同年龄、性格倾向、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工作类型、值夜班次数、任职时间、睡眠时间人群的工作压力存在一定差异。2.苏州工业园区部分企业女工工作压力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年龄、性格倾向、婚姻状况、工作类型、值夜班次数、睡眠时间及积极应对方式的使用频率。年龄较小人群、内向型性格人群、已婚人群、值夜班次数多的人群、睡眠时间短的人群、较少使用积极应对方式的人群是工作压力干预的重点人群。3.苏州工业园区部分企业女工采用积极应对方式应对工作压力频率较高,而消极应对方式使用频率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