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同犯罪中,除了能够实现共同犯罪中止,还有的情形是部分行为人在犯罪完成之前希望从所建立的共犯关系中脱离出来,并切断与其他共犯的关系,其他共同犯罪人仍然继续实行所开始的犯罪,而不论其他部分行为人所进行的犯罪其后的状态如何。居于此种情形,日本学者首先提出了共犯脱离的概念。承认作出这种行动的部分行为人可以从共同犯罪关系中脱离出来,而不论其他犯罪人的实行行为与实行结果如何,并单独对该脱离者以区别于其他实行者的相应处罚。同犯罪中止一样,这是为真诚悔悟者搭建的一座迷途知返的黄金桥。我国司法实践中不乏此种情形的案例,但由于我国没有设置共犯脱离的概念,此类情形仍只能在现有的模式下通过比较共犯中止的规定发挥司法自由裁量权解决,对此类的脱离者以酌定的减轻情节来定罪量刑。最近几年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共犯脱离情形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有的从共犯脱离的概念入手去介绍共犯脱离的标准,也有的与共犯中止进行了一定的比较研究。笔者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从共犯脱离与我国刑法理论的整合入手,分析共犯脱离纳入我国刑法体系的合理性和依据,并以此来探讨我国关于共犯脱离的类型。按照通说,共犯脱离存在于共犯既遂之前的犯罪阶段,因为我国法律规定处罚犯罪预备行为,所以预备犯阶段,任何犯罪均可成立脱离;举动犯中,只能存在犯罪预备阶段的脱离,而一旦实行行为开始就无法再从共犯中脱离出来;承认教唆犯在实行完教唆行为后即成立教唆上的共犯关系,即被教唆人实行行为前教唆者也可以从中脱离出来。处罚原则上,针对不同的脱离情形和不同的犯罪阶段按照免除、从轻、减轻处罚方式具体设置处罚。最后,笔者提出了在我国的总则上在共同犯罪中止一条的规定中增加一款共犯的脱离,并在分则中对聚众性犯罪和组织性犯罪中也加以设置相关规定,但是不接受发起者在组织犯罪中的脱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