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晚清理学的代表人物,服膺程朱,谨严自律,以理学治军。深入研究曾国藩的义理之学,对于曾国藩个案研究和清代理学整体研究,都具有积极意义。曾国藩义理之学的渊源主要有家学、湘学、京学三方面。曾国藩出生于普通农家,祖父和父亲对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言传和身教是影响他的第一个因素;曾国藩生长于湖南这块有“理学之邦”之称的土地上,深受湖湘学派讲性理重践履的学风影响;中进士后,在与唐鉴、倭仁等一批京城师友的密切交往中,他的义理之学逐渐形成。曾国藩的天理论主要包含理气、性命和致知三方面,并有着比较分明的重气、重势、重命、重行的理论特征。在理气论上,曾国藩对“天理”二字的理解和运用,大都不是本原之理,而是分殊之理,反映出他把抽象概念具体化和生活化的理论倾向。所论理气关系,虽然主张“理与气相丽”,但更强调理对气的依赖性,有重气而不轻理的理论倾向,并成为他的理学经世思想的本体论凭据;所论理欲关系,主张礼与理相通,提出“以礼节欲”,把欲的获取与满足纳入礼制的规范与约束之下,并形成了好道寡欲、以礼自治、以礼治人的人生态度和追求,明显秉承朱熹的理欲观和清中叶以来的以礼代理的思想路线;所论理势关系,主张“因势”而行,要求在顺势的前提下寻求理与势之间的平衡和统一,则明显深受王夫之的影响,有重势而不轻理的理论倾向。在性命论上,曾国藩反对“不知性命”和“空谈性命”,对“尽性”的态度犹为鲜明与坚决,并因此而产生了有别于前人的认识。他认为天道自然,性与命不是虚空、玄奥之物,而是属于人自己的“可知”力量,是人自己持有最终决定权的“性分”之事;他在多数情况下坚持人事与天命并提,并把“尽性知命”视为毕生追求而探索颇勤,归为份内职责而诉求主观努力。这是曾国藩的性命论的闪光点。但是,由于他所能认识的“命”仍然包含有绝对的不可知的神秘力量,他的性命论逻辑地包含有自相矛盾的天人感应观、天命职能的过分夸大和生死前定的宿命思想。在致知论上,曾国藩“宗朱子而不取阳明”。他赞同程朱的“格物”说,反对陆王不求诸物,反求诸心;考“格”字为相交之义,较之朱熹所解“极至”的繁琐之至和遥不可及,令人更容易把握和认知;将格物与等级名教联系在一起,认为明仁义才是格物的最终目的。在知行关系上,他注重从实践中探索,有“知之真,靠笃行;行之坚,靠真知”的可贵认识。曾国藩的工夫论重在践履实行。他理论和遵循的居敬、主静、明诚、慎独工夫,基本上是宋明理学工夫论的核心内容。但是,他主张的居敬、主静、明诚、慎独之渐进次序,修行而修心的工夫路径,以及静由敬出、积诚而慎的修身心得,对于程朱陆王的修心而修行的工夫论,有新的见解。曾国藩义理之学的内容是较为丰富的,且多半来自自己的亲身体验,反映出他治义理之学遵循理性务实的原则,曾国藩抱着“取其长,而溺其偏”,“矫其偏,而成其善”的态度治义理之学,“不谈过高之理”。所以,曾国藩的义理之学思辨性不强,在理论上开新不足,守成有余。不过,他顺应晚清经世思潮,重视经济之学,将常人眼中抽象、玄奥的义理之学改造成简易可行的务实之学,又提倡汉学与宋学,义理之学与经济之学相统一,从而为晚清理学的发展方向指明了道路。目前学术界对于曾国藩义理之学的系统研究才刚刚起步,本文拟从有关曾国藩的原始资料入手,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力求对曾国藩义理之学的来源、主要内容、特点及历史地位等作一个较为系统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