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价值越来越凸显,互联网的发展使得许多企业能够直接接触到大量的个人信息,这也导致个人信息被滥用的现象屡禁不止。在传统的个人信息保护构架中,知情同意原则在各国立法中都有所体现。该原则刚出现时,数据的利用还没有达到现在的广度和深度,因此知情同意原则可以解决小数据范围内的信息交流问题。然而,当我们进入大数据时代,信息量暴增、用户成倍增长,知情同意原则在适用过程中就遇到了困难:外部环境的变化加大了获取同意的难度,严苛的同意制度的设立会阻碍大数据的利用,同时我国目前的司法环境不利于个人信息权侵害救济。造成知情同意原则适用困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知情同意原则在立法层面存在不足,个人信息基本范畴难以界定,现有法律对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其二,知情同意原则在具体适用方面缺乏可操作性,过于复杂,增加适用成本。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颁布影响了全球,该条例为个人信息保护树立了新的标杆,为我国个人数据保护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本。在此背景下,基于知情同意原则在我国法律适用中实际效果欠佳的情况,应该尽快对其进行一定的调整,否则将会影响数据产业的发展。因此,我国在未来立法设计时,应该反思域内域外的适用经验,探讨知情同意原则的完善措施,让知情同意原则在实践中切实可行、发挥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