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中国制造业2005-2014年的数据为基础，重点考察了环境规制背景下外国资本进入对中国环境质量的影响。在实证模型中，本文利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作为污染物的度量，采用对外直接投资渗透率作为FDI的代理变量，同时有效测算了行业的环境规制水平，并分别从静态与动态视角考察了整体上行业FDI的环境效应。静态模型检验时，本文首先利用逐步回归法构建基准回归模型，考察了整体制造业FDI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进一步分析，由于行业异质性的存在，本文重点考察了FDI在不同行业特征条件下对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的作用机制。为避免行业分组的随意性，本文利用非动态门槛效用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法，检验不同的吸收条件下FDI与分行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在动态模型检验过程中，鉴于二氧化碳排放可能存在强烈的时间序列相关，本文纳入了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同时由于环境规制强度与行业二氧化碳排放可能存在相关性，本文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处理内生性，重点检验动态面板模型下FDI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后本文进行了严格的稳定性检验，证明结论的非偶然性。　　本文实证发现:首先，整体而言，FDI的环境溢出效用是正向的，其对于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具有显著地抑制作用，“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制造业不成立。从细分行业角度看，大部分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入清洁型行业，而污染密集型行业、垄断性行业的外国资本进入程度较低，研究表明清洁型行业FDI的减排效率优于污染密集型行业，高外资进入密度行业的FDI减排效率优于低外资进入密度行业。其次，环境规制强度与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相对较低时，其不利于行业的二氧化碳减排;当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跨越拐点后，其有效降低了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当前，我国大部分行业未跨越拐点，减排效率低下，因此有必要加大环境约束力度。进一步分析，门槛检验发现FDI的减排效用是非线性的，能否高效率地抑制污染排放，依赖于行业特定的吸收条件。当外资渗透率、研发密度、环境规制水平、能源消费结构跨越门槛值后，FDI的减排效率显著改变。最后，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显示，研发投入增加、资本密集度的提升有利于抑制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而国有资本比例的增长、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加剧了行业的污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