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以来,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都存在着不同形式的狂欢活动。在西方,酒神崇拜及后来形成的酒神节、延续至今的狂欢节都反映了这一传统。在千变万化的“狂欢”的外表底下,实际上隐藏着一个大致相同的结构,即普遍的人性结构。人与生俱来的生物性导致了人的宣泄需要,当人的生物性无法得到满足,或者因为文化的存在而造成的对人生物性的压抑都会导致人的宣泄需要。原始人类就常常通过各种仪式,借助舞蹈等形式进行宣泄。实际上,狂欢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不论在何种文化中、何种社会状态下,它都能找到滋生的土壤,对于生活在过于单调或过于压抑的人来说更是如此。然而,在中国人口占最大比重的汉民族的文化中,我们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狂欢节日”和“狂欢体系”。虽然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元宵节”应当被视为是“中国的狂欢节”,但是此种说法在学界并未得到广泛认可,这种提法仍有待商榷。但是,赵世瑜先生在其对明清以来的庙会的深入研究后,认为“那种与世界性的狂欢活动相似的精神内涵,在中国的民俗中是同样存在的。”只是我国的狂欢精神往往与“克制”、“等级”、“秩序”等关键性词语相伴,是一种朴素的存在。民俗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文化,其生成及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民俗中的婚丧嫁娶、起居饮食、服饰装扮、岁时节令、游艺竞技、民间工艺等等有形民俗和无形民俗,实际上都包含着丰富、复杂的民俗文化内涵,具有其实际功能。中国民俗文化为以理性自持著称的中国人提供了诸多宣泄情感、发挥本我的途径。到了现代社会,传统带有宣泄性质的民俗事象已不多见。宣泄的方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大众文化形式的多样化而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民俗文化是会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适应周围环境而做出的相应变化的一种多元化文化形态。因此,其宣泄功能也体现出了新的特征。商业性质、大众媒介等因素已经渐渐介入到民俗体系中来,人们正在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来构造现代的宣泄方式,建构一种西方式的“狂欢节”。本文从功能主义入手,着眼于对中国民俗文化的宣泄功能的分析。通过对中国特色的生态背景、社会基础、审美基础等多方面因素的考察,深入分析中国特色的宣泄形式的成因。在第三章中,详细论述中国民俗生活中的婚俗、丧俗、民间游戏、民间小戏、民间文学等民俗事象中所蕴涵的宣泄功能,着重描写中国特色的狂欢精神。通过对中国特色的“狂欢精神”与西方的“狂欢节”相对比,推导出中西民俗文化宣泄所体现出的同质性及异质性,并深入分析中西民俗文化宣泄异同的深层文化动因,在最后一章中归结当代大众文化包围下宣泄功能的发展趋势。最后得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