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已是世界潮流,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可以改善公共品供给效率似乎成为一个神话。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分权尝试以及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对地方政府形成一定的财政激励,无疑增进了地方经济的活力。分权的出发点是通过向地方政府放权来提升公共品的供给效率,因为地方政府更接近当地居民,更了解居民的真实偏好。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深刻地影响着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通过分析财政分权带来的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变化,我们可以找到地方公共品供给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涵义。然而,中国目前地方公共品供给方面存在着总量不足、结构扭曲、效率不高等诸多问题。面对地方公共品供给困境,我们有必要从其供给主体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进行探讨,行为模式的差异必然带来不同的公共品供给绩效。本文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供给效率：配置效率与生产效率,在讨论效率之前有必要对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进行探讨,尤其是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制度环境不完善给地方政府带来扭曲的财政激励。在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机制过于倾向经济发展表现的时候,“经济增长饥渴”的地方政府就会有激励将过多的财政资金投放于经济领域,而不是用于民生领域。这种政治与经济激励的扭曲正是地方公共品的配置效率不高的根源。本文对2001年到2010这新世纪的十年时间地方公共品供给生产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很不乐观,这十年没有发生明显的效率改善的迹象,甚至在生产效率上有所恶化。这促使我们去反思分权理论,尤其是我们的改革正在进入深水区以及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的时期,如何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提升地方公共品的供给效率是一个很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下面对本文进行一个简要的概述：第一章为导论。对本文的选题背景意义、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研究思路方法以及不足之处进行了介绍。第二章为地方公共品与财政分权的相关理论阐述。这一章从公共需求出发,对公共品进行简要的阐述。本章选择公共需求作为供给效率研究的起点,是因为在讨论财政资金配置效率的时候,其核心正是公共需求的满足。由公共需求引出公共品的概念是很自然的。在简要介绍公共品的经典定义后,提出公共品的层次性及受益的地域性,然后引出地方公共品的概念,以及研究地方公共品的现实意义。给出了地方公共品含义后,简要阐述地方公共品的供给效率相关理论,并从两个方面来讨论供给效率：配置效率与生产效率。本节只是一个简要介绍,第三、四章将分别详细研究。最后对财政分权相关理论进行介绍,包括财政分权的含义、分权理论的演变变迁与中国式分权的特点。本章循着这样一条逻辑线条：公共需求-地方公共品-供给效率-制度背景,为后文的效率的实证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章对地方公共品的配置效率进行研究。公共品供给的配置要有效率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前提就是：地方居民的公共需求满足的规模充分性与结构合理性。所以本章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分析：一是配置效率的内涵,就是公共品的供给与居民的偏好需求相匹配程度,因为公共品的本质是满足公共需求。二是供给规模的合理性分析。地方公共品的供给要与居民需求增长相适应,这是一个“生产多少”的问题,也就是一个地方公共品总量供给规模的问题。比如经济发展起步期,“要想富”的地方居民自然就会有“先修路”的需求,地方财政对基础设施类公共品的供给规模就要跟上居民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三是供给结构的合理性分析,这是一个“生产什么”的问题,就是如何将有限的财政资源有效地在不同地方公共品类型中配置来最大化地方居民的效用。第四章为对地方公共品的生产效率的实证分析。对于生产效率主要是研究地方政府对财政资金的成本-收益分析,也就是研究“怎么生产”的问题。在前一章解决了“生产多少”与“生产什么”的配置效率问题后,自然有必要在给定资源配置情况下研究如何将产出最大化与成本最小化的问题。在实证分析中,采用人均财政支出作为DEA模型的投入项。产出项有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基础设施。通过计算发现,各个省的DEA效率得分高低并没有与其经济水平完全相关,而且发现中部地区的效率最高,东部其次,西部地区最低。在这一章还对各个公共品产出项的不足率进行了分析,也表明地方政府在运用财政资金的时候存在着浪费的现象。本实证分析对2001年和2010年两年的效率进行了分析,发现公共品的供给效率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发生了恶化。关于效率恶化的原因在第五章进行了解释。第五章对上一章实证分析的地方公共品的供给效率低下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导致效率低下的原因有很多,本章分析最重要的是激励机制的不完善。没有一个可以促使地方政府以当地居民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制度安排,比如事权财权结构扭曲与越位、错位、缺位等问题,其实正是因为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所致。要改变目前地方公共品供给困境只能从制度安排入手,尤其是公民参与决策与户籍制度的改革,主要是为了解决“用手投票”与“用脚投票”的问题。上述两个机制都是为了让地方政府在公共品决策过程中向下负责,就是能够与居民的偏好激励相容,从而达到更高的配置效率,以改善当前公共品供给结构扭曲的现象。而且还可以通过完善民主决策制度来约束地方政府加强财政支出管理与向民众负责。第六章是针对上一章所探讨的低效的根源给出对策与政策建议。主要从三个方面给出对策。一是事权,首先要理顺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并通过立法使事权规范化,防止中央政府随意下压事权以及各层级政府间相互推诿。二是财权,通过完善地方税制,给予地方政府相应的主体税种,比如就切实推进房产税、资源税、城建税的改革。有了主体税种,地方政府自然地会有激励培育税基,通过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品来吸引税源,吸引人才与资本的流入。三是决策。民主制度是保证地方公共品供给有效的制度保障,让公民参与到地方公共品的决策过程中,赋予公民在决策过程的“用手投票”权力,改变目前一切唯上的状况。并能过改革户籍制度,让有异质偏好的居民自由迁徙,赋予公民“用脚投票”的权力,使得地方政府只有对公共品的最终消费者负责时,有可能改善地方公共品供给的效率。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一、对供给效率的两个方面都进行了全面的探讨。现有的大多数对地方公共品供给效率的研究都没能在个完整的框架进行讨论,比如：1)仅讨论教育、卫生等某一具体公共品的供给效率问题；2)仅用数量计量方法研究地方公共品的生产效率,没有将配置效率考虑进去；3)仅研究某一个省份的公共品供给效率问题。本文的创新在于将配置效率与生产效率放在一起来完整地考察我国当前地方公共品供给困境的现实问题,这是比较合理的。二、指出了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对地方公共品供给效率研究的重要性。将研究的制度背景限制在财政分权体制,尤其是分税制以及公共财政框架提出后的分权背景。因为讨论地方公共品供给效率不仅仅是一个纯经济学的问题,更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所以讨论不同财政制度以及集权分权孰优孰劣对问题的解决并无多大益处。本文可能的不足及希望改进之处：一、对于配置效率没能够用比较精确的计量模型来研究,仅用了一般的统计描述方法。笔者一直试图找到一个可以准确测度各个省份地方居民需求偏好与地方公共品供给匹配程度的模型,但都失败了,这是以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二、对生产效率采用DEA方法进行实证研究,有一个缺陷就是没能对1994年分税制至今所有年份对省级地方政府进行DEA效率进行打分,本文仅对2001年与2010年的DEA效率进行打分。主要原因是分税制后的几年时间到1998年正式提出公共财政框架期间,财政分权制度尚处于过渡与不完善的阶段,而本文又将背景限定在公共财政框架下的财政分权体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可信性带来的难度,而且2007年我国财政支出功能分类改革后,很多指标的统计口径都发生了变化,导致对供给效率进行逐年趋势分析变得很难。当然这也是笔者后续研究的努力与改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