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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已成为当代国人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企业作为社会生产的主要载体,在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占用着社会的主要资源,而重污染行业污染排放严重,给环境造成巨大威胁,理应承担更多的保护环境的责任,但其是否真正在环境保护方面进行投资是企业和社会应该关注的重点。基于此,本文通过搜集沪深两市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在2011-2018年之间披露的环保和绿色投资数据,使用理论、统计和多元回归等分析方法考察重污染行业环境投资现状,并进一步探究重污染企业面对环境规制,包括规制强度和类型时进行的环保投资以及绿色投资决策。本文重点关注企业绿色投资,即环保投资中面向未来而进行的节能减排投入。
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2011年以来,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在社会责任报告及环境投资信息披露方面,其完备性程度整体呈上升趋势,说明重污染企业越发重视环境投资,但披露环境投资的企业数量占比依然较低,尤其是绿色投资的披露程度更低,整体透明度有待加强;样本中上市公司披露的环保投资和绿色投资规模整体上呈现先增长后降低再上升的趋势,原因与企业自身和国家政策均有一定相关性;地区维度上,发达城市和能源大省环境投资水平普遍较高;此外国有属性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其环保投资和绿色投资倾向更为强烈。
根据实证研究结论,本文认为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环境投资力度之间呈U型关系,环境规制强度对环境投资的影响存在临界点,在未达到临界点之前,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减弱环保和绿色投资力度,越过临界点之后继续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环境投资力度逐渐增强。此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和绿色投资有抑制作用。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引导和鼓励企业将资金投入到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中去,从而可显著促进重污染行业企业的绿色投资水平。
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2011年以来,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在社会责任报告及环境投资信息披露方面,其完备性程度整体呈上升趋势,说明重污染企业越发重视环境投资,但披露环境投资的企业数量占比依然较低,尤其是绿色投资的披露程度更低,整体透明度有待加强;样本中上市公司披露的环保投资和绿色投资规模整体上呈现先增长后降低再上升的趋势,原因与企业自身和国家政策均有一定相关性;地区维度上,发达城市和能源大省环境投资水平普遍较高;此外国有属性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其环保投资和绿色投资倾向更为强烈。
根据实证研究结论,本文认为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环境投资力度之间呈U型关系,环境规制强度对环境投资的影响存在临界点,在未达到临界点之前,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减弱环保和绿色投资力度,越过临界点之后继续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环境投资力度逐渐增强。此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和绿色投资有抑制作用。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引导和鼓励企业将资金投入到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中去,从而可显著促进重污染行业企业的绿色投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