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体制改革背景下,如何完善刑事证据规则体系、加强事实认定的准确性是决定各项改革任务能否成功的中心课题。近年来包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佳证据规则在内的诸多主要证据规则研究成果累累,但是我国对于鉴真规则的探索却明显滞后。在不规范取证层出不穷、证据准入缺乏限制的当下,完善“门槛标准”的鉴真规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真规则是美国确立的一项可采性规则,旨在解决举证方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与举证方为证明案件事实所主张的证据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系确认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实质联系。简单来说,鉴真规则是审查实物证据具备形式同一性的规则。同时,亟待厘清鉴真规则的内涵和外延。鉴真规则与证据能力、证据属性存在牵连关系:同一性审查属于真实性审查,仅针对证据形式进行真实性审查;而同一性审查是关联性审查的必要不充分条件,旨在保障证据具有关联性。此外鉴真规则与其他相近证据规则均不具有同质性,前者是后者的必要补充。进一步从法理基础出发,挖掘鉴真规则的逻辑起点,其赖以存在的程序基础是陪审团制度,理论基础是证据相关性。从宏观维度来看,鉴真规则已经在我国得到初步构建,在立法目的、立法形式、立法内容、适用阶段、审查模式上均显现出移植后的本土特点。从微观维度来看,将鉴真规则置于我国的司法运行实践中加以考察,发现诸多问题亟待解决:现有的鉴真规则没有可依托的程序架构,缺乏程序空间和可运作性,导致鉴真审查和证明力审查混同,规则形同虚设;鉴真活动具有形式性,审查结果难以使辩方信服;鉴真方法具有粗放性,缺乏多元性和精密性;鉴真的瑕疵治愈程度较高,筛排机制弱化,证据排除失之于宽等。通过与美国的司法资源和制度环境对比,发现困境存在的本土原因是证据审查一体化、侦查中心主义和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对根源的探究有利于明确鉴真规则的具体优化思路。缺少一个承载鉴真规则的独立程序是规则适用的最大症结。因此首先要推动鉴真审查独立化。通过庭前会议赋予鉴真审查优位,确立独立的鉴真审查主体,对程序的启动、运作做出详细的制度安排。其次要推动方法精细化。构建鉴真方法体系,确立独特性辨认、鉴定、相关人员证言、保管链和相关笔录类证据五种通用鉴真方法,外加电子数据的自我鉴真、外部鉴真和信息技术鉴真方法。接着要推动鉴真活动实质化。为强化以人证为中心的质证模式,加强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和法官的实质审查,积极“引人入审”,提高相关证人出庭作证率,引入专家辅助人和技术调查官。再次推动证明规则具体化。以假定不同一为逻辑前提,确定举证方的鉴真证明责任,确立“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最后要推动排除后果确定化。鉴真不能的后果——强制性排除与可补正排除相结合。同时对“瑕疵证据”、“合理解释和补正”做出限制性解释,避免法官裁量权过大导致鉴真排除规则效力偏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