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日本对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侵略是中朝韩三国人民的共有记忆，长久的艰苦奋战、受尽压迫的痛苦、社会的动荡不安都让抗战的历史刻骨铭心。而在浴血奋战过程中，整个民族奋起反抗的面貌、无数英雄烈士不畏牺牲的抗战故事，展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情操，成为了最振奋民族心和爱国心的宝贵精神财富。于是记录呈现这段可歌可泣历史的文学主题应运而生，抗日叙事成为了中朝韩共有的、且重要的文学主题。随着历史的前进和时间的推移，战争中的残忍、迷惘、恐惧、伤痛也伴随这段民族成长的记忆一同浮现。抗日叙事的面貌也随之愈加丰富和饱满。对当代中朝韩抗日叙事的比较研究，不仅是丰富完善整个东亚抗日叙事体系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对深化抗日叙事的历史精神，加强在抗日战争认识问题上的互补互识具有重要意义。
　　纵观中朝韩当代抗日叙事的总体情况，在不断发展中交叉形成了相同的抗日叙事主题，其不仅呈现出具体的书写特征，也反映了深刻的时代性和政治社会性。中朝共有的全民抗日和领袖抗日主题、革命成长主题是两国抗日叙事中具有鲜明政治性和时代性的部分，中朝韩所共有的英雄抗日、抗日伤痛、理念指向主题有着不同的书写特征，并在发展中不断出现新变化。而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所带来的中韩历史复原主题不断涌现，丰富了抗日叙事的面貌，更鲜明地反映了抗日叙事主题与时代的深刻联系。围绕以上主题，并结合具体文本的分析，本文以西方叙事学后经典派侧重的对文本与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为主要视域开展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开展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两个层面上的比较研究，在宏观把握层面以探讨共性和特性为主，并以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探究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政治等原因。在微观分析上，运用主题学、文学治疗学、文学心理学等相关的理论结合文本细读的方法比较具体作品的异同之处。
　　中国和朝鲜在领袖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语境下，形成了全民抗日与领袖抗日两大重要主题，又在长期的积累中形成了各侧重一方的特点，并分别通过构筑“全民”与“领袖”的形象凸显这两大相对的主题。这种具有鲜明比照性的特点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政治、文化原因。而在这种语境下，形成了中朝抗日叙事主题相较于韩国的另一大特征鲜明的主题，革命成长主题。最具代表性的是母亲与儿童的革命成长。这一主题的书写具有典型的范式化特征，最大化地凸显了中朝抗日文学的特色和抗日战争的意义，却也模糊了成长本位主题的概念和内涵。同时，这种政治文化语境影响下形成了中朝韩对英雄抗日主题的不同书写特征。中国所强调的以人民利益为上的集体英雄主义在后期的发展中并不否定个人英雄主义的存在;韩国凸显民族主义的个人英雄主义并不与集体英雄主义相对立;而朝鲜的集体英雄主义以对领袖的忠诚为最高标准。在这种英雄理念的影响下，中国与韩国抗日英雄叙事在本质上都书写了“义”之意，与朝鲜抗日英雄叙事中突出“忠”的泛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朝鲜的抗日英雄都成为了“忠臣”式英雄。于是，朝鲜的抗日叙事主题基本上围绕了“领袖-忠臣”这一范式展开，形成了具有朝鲜特色的抗日叙事结构。
　　中朝韩之间鲜明的意识形态差异直接导致了抗日叙事中理念指向主题的不同呈现，在复杂的抗战背景下，在作者个人经历与创作视角以及创作语境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强烈的理念指向性和理念的差异性，并直接影响了具体作品的叙事结构。
　　随着抗日叙事的不断发展和社会政治语境的改变，抗日伤痛与历史复原成为了新世纪抗日叙事的主流主题。以“慰安妇”及历史惨案为题材的抗日叙事的不断出现，与外交政治语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反映了中韩在面对抗日伤痛问题上的新视角和新姿态，完全不用于以往围绕阶级伤痛和反战叙事的书写。而历史复原主题作品的不断出现，展现了国家政治话语的包容度和开放度，反映了人们对历史事实的反思和发展性的历史意识，在国家和民间两个层面不断丰富抗日叙事的内涵。
　　通过比较和梳理可以看出，朝鲜抗日叙事以“领袖-忠臣”的形态凸显出独具朝鲜特色的抗日叙事特征，其主题也集中于呈现领袖形象和“忠臣”式英雄的一片丹心，具有体系化、划一式，集中展现，形式庞大的特征，在主题的深入性和丰富性上有所缺失。韩国的抗日叙事整体上呈现出凸显民族主体性和历史叙事性，也带有明显的市场化、大众化文化性特征。中国的抗日叙事发生了鲜明的变化，从以阶级为纲的抗日叙事到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日叙事、南京大屠杀叙事、“慰安妇”叙事等，显现出视角的多元化发展和主题的多样性变化。抗日叙事主题的不断变化发展始终反映了其不可忽略的时代性，必须在深刻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予以考察。
　　本论文只是从宏观比较视域上对当代中朝韩抗日叙事进行比较研究的一次尝试，以期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并希望可以为抗日叙事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路径。文中一定存在着欠缺深度等不足，希望今后可以继续深入开展相关研究，拓展其深度和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