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宏观调控体系改革的不断升入,货币政策框架的改革正经历着由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转型,这一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货币供应量指标(如M2)向基准利率的转变。从国际经验来看,所有的发达国家和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已经在过去几十年内完成了这项转型。实证经验表明,推动这个转型的主要动力和条件有三:第一,数量型指标(如M2)与经济增长和物价涨幅的相关性显著弱化,因此无法继续保证对货币供应量的精准调控可以达到稳定经济和物价的目的;第二,由于金融创新及金融自由化发展,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和实体经济相关性均不断下降,难以形成有效调控。此时,一味的关注货币供应量反而会引起市场利率的动荡;第三,价格型中介指标基准利率的可测性、可控性及相关性均较好,可以随时观测,及时评估货币政策效果,增强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及可信度,基准利率与包括债券收益率、存贷款利率在内的中长期利率,与实体经济之间呈现传导效果。基于以上背景,提出本文研究目的: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步伐的加快,我国货币政策框架正在从以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逐步转型,未来将形成以市场化基准利率为基础的新货币政策框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想要清晰的知道,一是利率是市场经济体制中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渠道,也是西方发达国家日益倚重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随着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什么样的基准利率适合以最优基准利率的身份,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之一,推进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二是央行利率政策的传导渠道是否顺畅,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政策利率通过影响基准利率这一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能否实现对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价格的传导,能否有效地影响总产出和消费,从而实现政策目标。三是货币政策框架是由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倒置决定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变动可能导致货币政策工具不能影响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使得货币政策框架也要随之调整。理想的数量型指标利率的传导途径是,央行通过货币政策操作影响最优基准利率SHIBOR等在内的货币市场利率,SHIBOR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引起债券市场利率变动继而实现短期利率向长期利率的传导,债券市场和存贷款市场的可替代效应会将利率传导至存贷款利率。同时,商业银行同业借贷成本的改变会传导至存款成本,进而影响到贷款利率。所以,基于上述的研究目的和研究逻辑,确定了本篇论文的主题:基准利率(SHIBOR)与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价格联动关系,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最优基准利率SHIBOR,并通过论文的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实证分析了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SHIBOR的变动,面对传导效率不同的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会引起贷款价格和债券价格怎样的变动,从而揭示、印证以及检验我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并提出进一步的政策建议及展望。本文各部分的主要结论是:Shibor适合作为市场化的最优基准利率,通过代表央行意图的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SHIBOR进行影响,Shibor变动的利率传导,最终使得信贷市场价格和债券市场价格产生如下传导效率和传导结果:1.基准利率对债券市场价格有显著正向影响。基准利率Shibor对债券市场的传导是基本有效的。Shibor变动对三个债券市场的企业债券价格都有影响。尤其对发行量最大、发行占比接近90%的银行间市场,期限为一年的短期融资券的发行价格传导效率最高,互相影响。2.基准利率与信贷市场价格有正向影响但有时滞。上述结果说明,在没有数量管制、存贷比等约束条件下,基准利率即政策利率对信贷市场的传导是有效的,“最优”基准利率Shibor与贷款利率互相影响,在6-7月之后,影响达到最大。3.基准利率与两个市场价格互相影响,长期变动趋势一致。信贷市场与债券市场的价格,如果没有基准利率作为中介目标进行影响,两个市场本身的互相影响较小。基准利率对两个市场的传导效率,尤其是对信贷市场的传导效率较低,仅为美国基准利率对信贷市场传导效率的30%。综上,本文应用较为成熟的定量分析方法,较为全面地分析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变化与信贷市场和债券市场(及其各因子)的影响,对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进行了评估,并提出通过完善债券市场、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等,来强化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政策建议,以期能促进国家货币政策和债权市场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