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形象在三国时期就已经呈现出了一个极为复杂的状态。不同于后世对历史人物的想象与评价,三国时期曹操的各种形象多缘于当事人与曹操的政治关系和利益考量。不同政治势力的宣传话语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当时喧嚣的舆论场阈,而曹操形象就是其中的一个焦点话题。曹操笔下的自我形象有一个明显的衍变过程。在早期的诗文里,曹操经常流露出悲天悯人的情怀,仁者思想溢于言表。随着政治力量的迅速扩张,他又常在诗文中以周公、齐桓、晋文等人物自诩,这种改变,一方面是为了应对反曹势力的舆论攻讦,进行危机公关,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周公之名广纳贤才,扩充自己的政治力量。在他政治统治足够稳定之后,绝对的实力令他再无顾忌,诗文中的霸主形象愈发明显,而晚年的曹操对生命的体悟更透彻,也会表现出智者的光彩。在曹魏集团内部,曹丕、曹植兄弟与曹操既是父子又是君臣,有着共同的政治追求和紧密的文化传承。在家族亲情和政治利益的双重作用下,他们笔下的曹操既是一个伟大的父亲,更是一位伟大的英雄。建安七子中多数人对曹操的评价都围绕曹魏集团的整体政治舆论运作展开,多为歌功颂德之辞。但是孔融和陈琳有所不同:孔融起初对曹操有着热切的期待,视之为拯救汉室的忠臣贤相,然而随着曹操势力的膨胀,孔融发现了曹操的“野心”和“权诈”。当陈琳在袁绍阵营时,他所写讨伐曹操的檄文中,曹操是残暴的“汉贼”;当他归属曹操后,所写讨伐孙权的檄文中,曹操又变成了贤能的“汉相”,这种极端变化在当时具有典型意义。对蜀汉和东吴政权而言,抹黑曹操是唯一的政治正确和有效的政治策略。刘备以汉室宗亲自居,对曹操在篡汉夺权问题上穷追不舍,以证自身汉室正统之名,并由此获得最大的合法性。东吴与汉室的政治关系脆弱,自身也背负着一定的道德压力,所以只能借助儒家的礼法传统,对曹操的私人品行和政治行为进行攻讦,《曹瞒传》就是这种动机之下的产物。三大阵营之外,桥玄、许邵、何颙等旁观者对曹操的评价可能更为中立,他们都敏锐地发现了曹操的才能,预见了曹操日后的政治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