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至20世纪初,爱尔兰人民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民族独立斗争,其中包括“青年爱尔兰”运动、“芬尼亚”运动、爱尔兰地方自治运动、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和1916年复活节起义。为了摆脱英国的统治,爱尔兰的民族斗争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寻求自己的民族身份。在爱尔兰文艺复兴时期,许多艺术家致力于塑造一种崭新的、独特的、真正的爱尔兰性。约翰·米林顿·辛格是爱尔兰戏剧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在爱尔兰西部的生活体验是辛格的创作源泉。辛格以阿兰群岛上年轻女子为原型塑造的女性人物是剧本的亮点,体现出他对自由与平等的深刻洞察和强烈渴求。辛格不能被定义为女性主义作家,但是与他所处的20世纪90年代的其他作品相比,他作品中出现的女性角色更接近现代女性。长期以来,爱尔兰性一直囿于民族主义的盖尔语+西部农村+天主教的范式中,辛格反对这种狭隘、单一的构建,他指出了民族主义者文化观的内在矛盾性,他对爱尔兰性的定义是无关血统、宗教和性别的,他突破了盛行于20世纪爱尔兰戏剧舞台上纯洁无暇、自我牺牲的“少女”和可怜的老妇人这两个固定形象,通过西部乡村的农妇诺拉、农村中产阶级佩吉、古代神话中的德祖这三个女性角色,展现了多元、独立、现代的爱尔兰性。这三位女主人公身上所体现的被压迫、不愿屈服、反叛、狂野、自信、向往自由的气质和她们边缘化的“他者”身份,都可以被看作是长期被英国殖民者压迫的历史隐喻。女性追求平等之路的过程也呼应着爱尔兰追求国家独立的过程,受父权制度和殖民主义双重压迫的妇女同时象征着爱尔兰的困境及重塑爱尔兰性的希望。一方面,辛格颠覆了殖民话语对爱尔兰的“他者”定义,体现了抵抗文化的特点,另一方面他挑战了民族主义者将新教徒、英裔爱尔兰人等少数群体排除在爱尔兰身份之外的做法。本文将探讨辛格剧本中,女性角色的身份丢失与重塑,以及她们的象征意义与爱尔兰之间的关系。选择被边缘化的群体来展现爱尔兰性,为长期“失语”的群体发声,对于塑造和拓宽真正的爱尔兰身份是十分重要的。有多少种爱尔兰书写,就有多少种爱尔兰性,身份认同中应当包含混杂性。民族特性的构建需要更加广泛和包容,这是辛格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他也促使我们思考当代我国民族身份的多样性构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