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铁路沿线有明显的知识交流、劳动力流动、知识型产业的集聚等现象,这种现象与区域之间的差异化发展存在关联。目前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区域联系角度分析高铁作用的研究较多,部分研究强调了高铁促进信息交流,但整体上有关研究缺少能够体现内生变量相互关系的机理解释,影响了高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高速铁路缩短了旅行时间、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交流,由此产生的知识溢出应成为关键的研究视角。本文从知识溢出视角探讨高速铁路对区域发展影响。随着以高速铁路为代表的长距离、多节点快速地面交通的出现和发展,人们互动交流更加频繁,产业集聚与扩散加速,影响了知识溢出的距离与邻近性,并作用于区域发展。本研究进一步丰富了高速铁路影响区域发展的解释视角,增进了对高铁经济和高铁效应的理解,以高速铁路为代表的便捷交通体系下区域发展的政策制定具有指示作用。依据知识溢出对区域发展产生重大作用的论断,本研究以知识溢出的距离约束和地理邻近性为理论基础,将知识溢出扩展至对空间结构的研究,构建了“高铁影响知识溢出变化→知识溢出空间结构改变→高速铁路影响区域发展”的逻辑框架。本文首先总结溢出媒介与隐性知识溢出的必要性,以结构变化下的知识溢出为基础分析产业与劳动力的空间分异,归纳知识溢出空间结构经历“发展、自选择、网络化、分异”四阶段。接下来,以引入了空间结构的知识溢出理论为基础,解释高速铁路影响区域差异化发展的机理为:媒介性、结构性、知识节点性、区域发展与知识溢出空间结构的互动,对高铁沿线的集聚现象予以解释;然后,以高铁开通前后乘客出行选择构建旅行时间权重,计算高速铁路影响下知识溢出强度变化,描述知识人才空间集聚度和区域知识溢出空间结构的分异,并对结果进行讨论;最后从媒介效应、结构效应和知识节点效应三个层面,以发展、自选择、网络化的典型区域,对高铁与区域发展的机理和路径进行案例实证,并提出相应对策。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知识溢出影响区域发展的差异性来源于媒介、劳动力、产业的空间分异。知识溢出的机制分为媒介效应和结构效应,在两种效应的作用下,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分离更加明显,知识溢出体现了显性知识的全球化与隐性知识的区位专业化。具体为数量、职业、功能、关联和组织的基本条件和特定需求,使不同的劳动力和产业出现了配置差异,经过发展、自选择、网络化的变化过程,最终形成了空间分异。将空间结构引入知识溢出是在距离和本地化基础上对知识溢出理论的一个推进。第二,高速铁路影响区域发展的差异性是由知识溢出空间结构的阶段差异决定的。高速铁路是实现知识溢出的媒介,区别信息通信技术之处在于实现劳动力的流动。高速铁路影响区域发展的机理包括媒介性、结构性、知识节点性。作为知识溢出的媒介,高速铁路缩短了旅行时间、促进面对面交流,提高隐性知识溢出的邻近性,是对现有知识溢出手段的补充。在结构方面,高速铁路影响了异质劳动力流动的差异化、不同产业集聚与扩散的差异化,使知识溢出呈现出时空分离表象下的内在梯度。在知识节点方面,高速铁路扩大了原有知识节点的辐射范围,对总部经济产生虹吸效应,并促进知识部门的进一步分工,产生新的知识中心,重塑知识溢出的空间结构。第三,高铁影响下知识溢出空间结构形经历了发展、自选择、网络化、分异四个阶段。发展阶段体现在高速铁路建设会吸引一定的劳动力、资本和中介服务,促使知识向站点城市和区域集中,高铁对空间结构的影响更多地作用于区域内原有的劳动力和产业,包括为适应高铁的建设所进行的产业的政策性调整。自选择阶段中,区域之间的交流会选择交通便捷的、知识具有互补性的地区,并将多个区域纳入分工体系。网络网络化发展阶段的表现为高速铁路沿线部分城市体现出枢纽性质。高速铁路进一步促进了区域分工,有效地提高了上下游产业之间的知识溢出效应,提高了知识专业部门在产业中的价值,促进了区域合作,提升了区域整体的产出效率。分异阶段是知识溢出空间结构在高铁引导下逐渐成型的阶段,既促进了知识节点的提升与壮大,但同时也加剧了知识的非均衡溢出过程。当然,这种分异效应也和我国区域发展的客观条件有关。第四,通过引入出行选择的时间可达性权重,结合SDM模型证实高速铁路促进了知识溢出。高速铁路对知识溢出的促进作用依赖于时间距离,一些距离较近、流动性较高的城市会形成新的知识中心,而距离较远的区域所获得的溢出效应相对较低。进一步通过高技能劳动力的集聚度以及空间自相关模型对知识溢出空间结构的发展阶段予以实证。在结果显著的区域中,东北处于发展阶段,以江西省为代表的中部地区处于自选择阶段,东部地区已进入网络化阶段,整体呈现分异。东北地区应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以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教育水平作为发展的主要动力。江西应更注重发挥高铁的联结与纽带作用,进一步与周边区域展开合作与交流。网络化区域应强调高铁枢纽对城市发展的影响,重新审视城市产业的集聚,既要避免地区之间知识溢出的空间结构不同带来的分异效应,还要重视高铁枢纽对知识溢出的促进作用。高速铁路对于沿线经济的影响同时具备前置性与滞后性,高速铁路的建设对于以第三产业为支柱的地区影响显著,但由于高铁建设会占用大量社会资源,少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短暂的经济发展停滞,需要根据所建高铁项目对当地产业状况进行调整。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如下:第一,知识溢出解释的创新,本文从交通进步与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现实基础出发,将知识溢出分为了媒介效应与结构效应,二者使知识溢出产生方向、强度和组织结构的差异,进而拓展了知识溢出的研究方向,将区域异质性引入知识溢出;第二,知识溢出理论的创新,将空间结构引入知识溢出是在距离和本地化基础上对知识溢出理论的一个推进,体现了知识溢出在空间上的动态关联和相互作用,对揭示区域的发展阶段具有一定指示意义;第三,高铁影响区域发展内在机理的创新,本文以知识溢出理论为线索,认为高速铁路影响区域发展的差异性是由知识溢出空间结构的阶段性差异决定的,是以高铁为代表的便捷交通体系与区域发展关系的理论视角;第四,知识溢出实证方面的创新,本文以高铁开通前后旅行时间变化为基础,构建了包含区域间高铁客流量的可达性权重,并对高铁影响下知识溢出的强度做出了估计;第五,高铁与区域协调发展方式的创新,根据地区的属性以及其自身在知识溢出中所处的不同阶段,相应提出不同的发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