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基础设施水平在改革开放30年的时间里不断提高，较大的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以拉动经济增长。但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的“双重”影响，而且不同地区的经济、地理条件各不相同，所以分不同地区来探讨基础设施投资的产出效应，及各主要基础设施种类的产出效应是很有必要的，研究我国各省市基础设施投资是否达到最优规模对我国基础设施投资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我国31个省市1998-2009年的数据采用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对各省市的基础设施投资的产出效应，再从交通基础设施和电力基础设施分别分析了它们在东、中、西部的产出效应，最后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再计算比较各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否达到最优规模。虽然国内外研究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文献较多，但分交通基础设施和电力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文献很少，而且研究各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是否达到最优规模的文献也不多，所以本文的研究对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研究发现，我国基础设施在大部份省份的产出效应都较为显著，在东部省份基础设施资本的产出弹性较小，在中、西部基础设施产出弹性较大，表明中、西部基础设施水平还处在较低的水平，东部福建省产出弹性出现了负的情况，表明基础设施在该省表现出一定的投资过度，应适当转向社会性基础设施投资；交通基础设施产出弹性西部地区最高，东部次之，中部最低；电力基础设施产出弹性在中部最高，其次西部，东部最低，这为我国对区域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参考，要较大促进西部经济，我国可先考虑在西部进行交通基础设施的大量投资，采取某些基础设施适度先行的原则，而在中部地区投资电力基础设施更能促进其经济增长；我国东部地区福建省基础设施投资出现过度投资，其他省份并未投资过度，中、西部各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相对不足。因此，为促进基础设施的合理投资，发挥其对经济最大的促进作用，本文提出了重视中西部基础设施投资，注重基础设施在区域间的平衡发展，优化区域基础设施的投资结构，适度优先发展某些基础设施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