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和律师之间良性关系的构建事关司法权威的建立,有利于法官在裁判的过程中良好地倾听律师的意见,为司法公平正义的实现提供了有效途径,直接决定或者影响着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权威,保障社会和谐稳定。随着法治进程的加快,律师与法官之间的沟通越来越深入,这为他们之间关系的改善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是在实际的司法过程中,律师与法官之间仍然存在不和谐甚至冲突。那么律师与法官关系的现状如何,法官和律师之间关系的现状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如何实现法官和律师之间实质上的良性互动?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拟运用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提出两者关系的改良路径,从而使得二者关系回归法律共同体的良性互动。首先,以文章讨论的主体,律师与法官,两者在我国的职业角色定位为起点,提出了律师职业主要有独立性、服务性、社会性、经济利益性等性质,法官职业主要有中立性、正义性等性质,这些职业角色定位的区别为律师和法官间关系创造了条件,直接引领着二者间关系的发展态势。然后通过梳理冲突案例,结合案例总结法官与律师关系的现状,并提出律师与法官的关系的应然状态是说服与判断。其次,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原因包括多个方面,从三个层面来看有法律规范因素、司法环境因素、职业道德因素,通过原因分析有利于找到关系异化、疏离与对立的根源,从而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再次,论述哈贝马斯商谈理论运用在双方关系改良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哈贝马斯构建了庞大的、以语言交往和对话机制贯穿始终的交往理论体系,让对话或商谈充分地发挥作用,实现交往主体的自由交往。具体是指在交往的有效性出现困境时,针对有效性本身而进行的商谈。商谈理论的理论背景是交往行为理论,哈氏的交往行为理论是一个庞杂且详尽的学说体系,在这部分主要梳理与商谈理论关系极为密切的几个前提性的核心概念,为较全面地理解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作铺陈。其中交往理性在哈贝马斯交往理论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该概念予以重点阐述。商谈理论强调商谈主体的资质、商谈环境、语言的作用,在阐述理论的基础上,笔者将商谈理论置于法官与律师的关系中加以重新观照,以便对法官与律师关系改良中商谈理论的可行性与必要性作出解读。最后,探讨将商谈理论运用到改良双方的关系中,需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着手,在宏观的制度层面上,通过司法的去行政化与去地方化、建立协同主义诉讼模式、建立法官与律师的流动互评机制等方式,为双方创设理性交往的环境,使得双方的关系重回说服与判断的关系。其次在微观的个体层面,更侧重对庭审参与者主体法官与律师个体提出的要求,通过强化法官阐明义务,合理规制法官的诉讼指挥权,赋予律师及时声明异议的权利,提高律师的辩护技巧,从而提升主体的言说能力,更好地发挥语言作为交往媒介的中介作用,使律师和法官能够有效履行说服者和中立判断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