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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史通》成书于唐代官方经史之学统一之后,依仿汉魏子书之体创为一家之言,疑古惑经,扬榷群史,成为官学一统时代的批判者。然而,批判史家刘知几仍不免濡染于时代之学风,在对先唐典籍的批评中,表现出儒家正统经史之学的深刻影响。
本文以《<史通>与先唐典籍》为题,从文献学出发,探讨《史通》的学术思想渊源。全文拟《史通》之体,分为内外篇:内篇正论,外篇札记。
内篇凡五章。第一章从经、史、子、集(文学)四个方面综括刘知几的四部之学。经学方面,刘知几家居北方,但其所习染者却多为南方古文经学,《经典释文》、《五经正义》皆重古文学,刘知几近之,而与宗主今文学之司马贞发生辩论。史学方面,刘知几把史籍分为“古今正史”和“杂述”两大类,他对“正史”的认识与《隋书·经籍志》有三个差异:其一,以经入正史;其二,以编年体入正史;其三,以霸史入正史。诸子学方面,刘知几自叙其学术渊源皆为子书之体,《史通》以子书论史,成为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史学批评著作。文学方面,身处文学时代的史家刘知几严于文史之别,但仍不免以文衡史、以史律文。其中,史学为《史通》之核心,以其史籍流别观为理论基础,本文的主体部分得以展开。
第二章试图从以史论经、以经论史两个角度,为刘知几史学中实录与名教的矛盾寻求一个学术解释,指出古文经学是其疑古、惑经的学术基础,而《春秋》学家以例论经的传统则影响了刘知几对史法的重视。第三章探讨编年体兴衰的政治意蕴与学术基础。编年体史籍通过统纪之法宣扬名教观念,它的兴衰不仅有现实的政治动因,亦有深厚的学术基础,如《竹书纪年》的出土,便对其兴盛产生了重要作用。刘知几标举纪传、编年二体,升编年体入正史,源于对《春秋》、《左传》等编年体史籍的推崇。第四章通过探寻正史与霸史的界限,对天下统一初期官方史学的经典化过程进行梳理与描述,揭示刘知几正统观念的矛盾,把《史通》对唐初诸史的批评置于历史变迁的背景中加以解释。第五章讨论正史之外的“杂述”,但仍以正史为视野。刘知几视“杂述”为正史的附庸,他把“杂述”分为十类,除“偏记”、“小录”近于正史之外,其他八类可概括为杂传、小说、地理书。本章以《汉书》、《后汉书》、《晋书》等正史为参照,从《史通》对“杂述”的批评中,烛照出刘知几的儒学史家本色。
外篇《<史通>引书考》,以《隋书·经籍志》部类为纲,以叙录形式考索《史通》征引书目,并对刘知几之史籍批评作出具体解释,是内篇论述的文献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