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祭祀作为王朝礼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具有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功能。北方游牧民族传统祭祀习俗与中原农耕民族儒家汉礼是辽朝国家祭祀构成的两大来源。契丹建国前将天地万物作为崇祀对象,充满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信仰。建国以后,随着辽朝“变家为国”的政权建设,阿保机在汉臣的帮助下,以“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为基本原则,初步拟定了本朝的国家祭祀礼仪。太宗时期,随着对幽云汉地的占据,中原王朝国家祭礼开始大规模出现在辽朝国家祭祀体系当中。圣宗以后,为适应新的政治环境,契丹传统祭祀习俗有所式微,国家祭祀体系得到进一步调整。辽朝在借鉴中原王朝国家祭祀制度的基础之上,结合本民族传统祭祀习俗,建立了一套“国俗”与“汉仪”相兼容的国家祭祀体系。在天地祭祀方面,辽朝既存在“事天敬神”的自然崇拜,也存在“上承天命”的政治观念。通过考辨,《辽史·礼志》“祭山仪”实质上是一种以木叶山为场所的天地祭祀仪式,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原王朝的郊祀大礼具有异曲同工之效。“祭山仪”所包含的“西向祭祀”“树木悬牲”“绕行祭祀”“抛盏烧饭”等核心要素,在北方游牧民族传统祭祀习俗中都基本可寻。在圣山祭祀方面,木叶山、黑山作为民族“圣山”,分别在契丹族群凝聚与辽朝政权构建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辽朝以木叶山信仰为基础,将天地祭祀、木叶山神祭祀、辽河神祭祀、白衣观音（家神）祭祀、始祖祭祀等集于一处,形成一种规模宏大的木叶山国家“祭祀圈”。在皇家宗庙祭祀方面,辽朝统治者在吸收和利用中原宗庙制度的过程中对其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建立起一套适应自身政治和社会形态的皇家宗庙祭祀体系。在此体系中,京庙、州庙与陵庙、陵寝祭祀相互补充,斡鲁朵“行宫庙”作为辽代特有的祖先祭祀形式,随捺钵四时迁徙,成为皇家宗庙祭祀的核心。在先圣先王祭祀方面,辽朝虽是以契丹族为统治者建立的北方游牧政权,其不但以“炎黄子孙”自诩,更以“中国”自居。辽朝君主一方面通过尊孔崇儒,立庙祀孔,以实现“道统”的认可,另一方面通过崇祀华夏帝王,以取得“治统”的继承性。总体来看,在辽朝国家祭祀体系的构成与运作中,“国俗”与“汉仪”相互交融。国家祭祀作为一种政治仪式,可以使政治权力形象地表现出来。辽朝君主通过国家祭祀的举行,不仅可以达到巩固王朝统治的目的,还可以借此塑造中国“正统”形象。此外,国家祭祀中心与政治中心的分离,不仅是辽朝政权构建的一大特色,也是匈奴、突厥等北方游牧政权一种较为常见的国家政治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