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学是植根于两种不同的文化土壤下独立产生的,西医学在其东渐过程中与中医发生碰撞是必然的。医学是介乎技艺和科学之间的知识形态,兼跨学理与实用两个领域,这种特性决定了中西医论争极易超出医学界而扩展到文化、社会甚至政治领域。在近代社会大变革下,中西医之争是很能反映近代中国知识、文化与社会互动关系的事件。本文则试图以民国时期两次影响大的中西医论争为落脚点,探析论争背后的深层文化、政治、思想等内涵。本文第一部分围绕两次中西医论争的核心问题进行阐释。20世纪初中西医论争多为学理上,双方围绕中医理论进行辩论。1929年废止中医案的论争则超出了学理层面,演变成一种中医为谋求自身生存而进行的抗争,围绕中医的存废问题进行论争。这一部分主要阐述了在时代背景与原因下两次中西医论争的核心问题。第二部分则试图分析两次论争的潜在因素。20世纪初,进化论为批判中医论者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阴阳五行存废论争则是中西医论争的前奏,新文化运动之民主与科学思想及欧战后文化思潮亦影响中西医论争,这是该时期论争的内在原因。1929年废止中医案的破产,其潜在因素很多。具体从传统与国情、经济与民生、政治、价值与效验等方面进行了分析,阐述了中医长期以来未消失的重要原因。第三部分主要对论争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包括传统与现代化、科学主义与民族主义,并对中医科学化之道进行了论述。第四部分主要阐释了两次中西医论争对新中国中医政策的启示,进而得出中西医并存的发展走向。以民国时期的中西医论争为立足点,结合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背景,通过阐述论争的核心问题,剖析论争产生的深层文化、思想、哲学等原因,论述中医的科学化之道,并结合现实得出中西医并存的走向,力求阐释清楚当今医学的发展道路,也是本文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