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智慧之书,《传道书》以独白式的散文体讲述对世界、人生的独特体会。歌德的诗剧《浮士德》则被誉为近代西方人的圣经。歌德的作品善于吸收多种思想资源,学者们较多关注了《浮士德》对《约伯记》的借用,而与《传道书》的联系则较少涉及。结合歌德的诗作、自传来看,歌德对《传道书》也颇为熟悉,并认可传道者的世界观。两部作品思想内涵复杂,但整体来看它们都存在这样一个心灵叙述模式,即人在丧失意义、上帝隐秘参与的世界中寻找生活意义。传道者与浮士德都陷入了精神的困境中,难以确定生活的意义所在。传道者敏锐察觉到传统智慧观、传统信仰的不完满之处,浮士德经历了知识的悲剧后也一时无法确定新的精神支撑。但是,两人都未放弃寻求意义的努力,在求真不得之时转向对善的追求,面对强而有力的世界选择珍惜当下。歌德的时间观念以及对生活的热忱,与注重行动、具有世俗人本意识的犹太人思想产生了契合。传道者与浮士德在解决困境的主导观念上大体一致,于具体的行动上则存在差异。传道者侧重日常生活的喜乐与满足,浮士德侧重特别的价值巨大的瞬间的满足。传道者仍然从民族的传统出发来规范自身,强调通过遵守律法,敬畏神来获取救赎;浮士德则从自身欲望、自立的法则出发,甚至以不计道德的方式实现自我的发展。但两部作品所处理的具体问题也存在差异,《传道书》面对的是当神不再积极参与民族的历史,不再兑现应许,而隐蔽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人将如何与神相处?因此,传统的有关神的观念面临着更新,打破了以神为本的启示神学传统,提高了人在神人关系中的地位。《浮士德》融入了歌德对自然与宗教的思考,神与自然成了相通的概念,神也即最高精神的体现,它无所不包,并且在天才身上运作。浮士德追求至善的过程中,看似没有神的参与,实则他本身就是神的杰作。但是浮士德试图破坏自然—神性秩序,不可避免得导致了他的悲剧性。传道者在理性与信仰的矛盾中坚守了信仰,浮士德以行动成就自身的超人理想也经历着分裂与统一。两人在应对困境上存在着某种联系,体现出浓厚的人文精神,浮士德也因新的时代境遇而选择了更富创造性的应对策略。《传道书》与《浮士德》均侧重书写生活的体验、表达对世界的哲思、认清人的局限性的同时赞赏人的能力,具有深远的现代性启示意义。对两部作品所处困境、如何突破困境等几个层面的互观使我们发现,传道者与歌德都是充满智慧的人,他们都试图构建起和谐的神人关系。但是传道者难以摆脱他的传统信仰,不敢设想与神的统一,人神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只是人可以在属于他自己的俗世时间中发挥创造性。歌德要揭示的则是人向善的努力离不开神的指引,神人之间是相互协作的关系。在《浮士德》对《传道书》的回应与超越的动态关系中,可以提炼出具有普遍性、超越性的人类生存经验与启示,从而为当代人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