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文明进入风险社会,新型科学技术的应用使得环境风险呈现出一种未知状态,进而导致环境问题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复杂性、突发性,传统的由政府单一主体主导的刚性环境行政手段在环境问题治理中显得捉襟见肘。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环境治理需要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基于此,蕴含着警示告诫、平等协商、多元共治特征的环境行政约谈制度在我国环境风险防控与生态环境治理中得到广泛应用,在促进我国行政民主化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通过查阅中国知网、北大法宝、生态环境部门官网等相关信息,对环境行政约谈制度的研究文献、法律文件、实践运行进行总结归纳,发现当前有关环境行政约谈制度的法律文件位阶较低,其法律属性存在争议,造成其法律责任和救济渠道不明确,制约其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因此,文章在着重对环境行政约谈法律属性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将其定性为行政指导,依照行政指导的法理对环境行政约谈制度进行研究。文章在对环境行政约谈适用条件、约谈主体、约谈程序、约谈后的成效等方面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其存在着约谈适用条件不完善、约谈主体狭窄、约谈程序失范、约谈出现异化倾向等问题,并通过借鉴我国税务约谈以及荷兰、美国等国外柔性环境行政手段的成功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约谈的适用条件、扩大约谈主体范围、深化约谈程序、建立约谈保障制度四点对策建议。我国环境行政约谈制度虽蓬勃发展,但学术界对其研究多集中于2018年之前,未将2020年修订出台的《生态环境部约谈办法》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法律文件及约谈实践纳入到研究范围中,因此仍存在一定的研究空白。且环境行政约谈制度在法律规定和实践运行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降低这一柔性环境行政手段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适用价值。因此,文章通过对环境行政约谈制度进行研究,可以为其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促使这一手段更好地应用于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之中,顺应柔性执法的要求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