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迭代更新与移动互联网的快速普及，虚拟空间已经成为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阵地”，而其中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在这片“重要阵地”中则显得更为活跃。在以高效率、即时的互动性与充分的开放性著称的社交网络中，作为文化复合体的中国“锦鲤”文化凭借其“祈愿求福”的吉祥文化内涵，使“锦鲤”迅速成为了青年群体在赛博空间中竞相供奉与崇拜的对象。转发“九宫格锦鲤”图抑或以杨超越、微博用户@信小呆等为代表的“人形锦鲤”，并配上“求过”、“顺利”、“上岸”、“结束水逆”等相关的祈祷话语在社交媒体上进行求福许愿，竟成为了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中无数青年互相模仿的日常迷信行为。时至今日，这种传统迷信行为衍生出的“拜锦鲤教”在网络空间中也俨然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尽管这场以“锦鲤”符号为代表的“网络狂欢”是在商业资本与消费主义的共谋下掀起，并披着“商品拜物教”的外衣，但人们仍然对这场人为主导、蕴含着“天降好运”的“祈愿游戏”趋之若鹜。而这场现象级狂欢背后，彰显的正是网络消费主义、青年亚文化与资本力量三者之间在移动互联网经济时代下相互影响、相互博弈的结果，这背后蕴含着的复杂关系值得引起传播学界的重视与研究。
　　本文以社交网络中的“锦鲤”为研究对象，将其纳入消费主义与亚文化的双重视野，采用文献研究法与参与观察法，通过梳理中国“锦鲤”文化的演变历程，观察归纳出其在网络空间中不同传播阶段的的表现形态及其衍生的外在内涵，同时从消费主义的视野出发，研究这场以“锦鲤”为符号的“网络狂欢”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最后在亚文化的视角下，着重探讨“锦鲤”迷群在赛博空间中所展现出的青年亚文化精神内核。
　　本文共有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方法及相关的文献综述等基础性工作。第二章梳理了“锦鲤”的演变历程，分为两个小节——中国“锦鲤”文化的变迁与网络空间中“锦鲤”不同传播阶段的表现形态及其衍生意义；中国“锦鲤”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的复合体，是由日本现代锦鲤文化与中国传统鲤鱼民俗相互交融碰撞的结果，鲤鱼符号的吉祥文化内涵使其呈现出“自我”的文化表征；网络空间中“锦鲤”文化的表现形态经历了两个传播阶段——从早期的“九宫格锦鲤”到“人形锦鲤”，此时的“锦鲤”文化在社交媒体的传播中由于脱离了鱼的物质属性而彻底完成了神格化与符号化。第三章则从消费主义的视野出发分析了“锦鲤”狂欢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认为商业资本与消费主义对中国“锦鲤”文化的收编与异化，即通过网红营销模式下的景观性表演营造出关于“锦鲤”祈愿文化的“消费景观”，同时在“新拟态环境”中构建消费仪式，将受众对“锦鲤”的转发、崇拜行为异化为一种被操控的“数字劳动”，使其追求的是披着“锦鲤”外衣的“虚假主体”，最终使“锦鲤”的符号意义在不同的传播阶段发生了两次不同的意指，也就造成了两次“锦鲤”符号消费的狂欢。第四章基于亚文化的研究视野，分析了“锦鲤”迷群背后的青年亚文化精神内核，认为其由四个要素构成：表象、行为、话语、动因。“锦鲤”迷群通过集体式狂欢下仪式展演的行为方式与精神焦虑下戏谑表达的话语范式，以身份建构与自我认同为动因参与到了“锦鲤”文化的表象——既是一种现代“网络迷信”也是一场“祈愿游戏”——之中，简言之，行为、话语、动因三者共同动态建构了这一场“祈愿游戏”，即“锦鲤”迷群的亚文化表象。在第五章总结与反思中，笔者针对类似于“锦鲤”流行现象的“网络狂欢”带来的影响提出了担忧，如消费主义的狂欢、现代性的精神危机以及亚文化面临着的收编命运，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同时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着重将媒介技术因素纳入对“锦鲤”流行原因的考量，并对网络“锦鲤”文化的研究集中于批判面向。除了聚焦这场“锦鲤”狂欢带来的不良影响，也应当看到青年群体在进行祈愿行为时其背后欲望的正当性，理解当代青年群体背后面临着的现实与精神困境及其仍坚持的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与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