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的反腐败过程中，随着腐败形势越来越复杂，对侦破腐败行为的方法和手段也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迫切需要更新和提高反腐败工作的技术手段来应对腐败问题，特殊侦查手段由此应运而生。《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0条对特殊侦查手段做了非强制性的规制，各缔约国或地区在此基础上自愿履约。帮助各国采用有效的反腐败立法是《公约》履约审议机制的初衷之一，它有助于缔约国制定关于特殊侦查手段的有效法律以及加强缔约国打击腐败行为的能力。
　　本文通过对166个缔约国或地区履约审议报告的研究表明:尽管受审议的大多数缔约国都在其立法中对特殊侦查手段及其证据在法庭上的可采性作了规定，但仍存在部分缔约国或地区未有特殊侦查手段的相关立法、特殊侦查手段的使用仅局限于贩毒案件上、特殊侦查手段获得的证据不可被直接使用、虽有立法但却从未使用过此手段并且在国际合作上也存在障碍等问题。笔者进一步通过对各缔约国或地区审议报告和国家报告的分析，发现缔约国或地区是出于国家政治和法律制度之间的差异、国际合作上的财务安排以及国家管辖权的问题、国家公权力与个人私权的冲突以及有些缔约国执行资源有限的考虑，而使特殊侦查手段在立法或执行上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本文进而提出需要缔约国调整和改善相应立法以适应新的犯罪形式、请求国在能否使用特殊侦查手段上应尊重被请求国的国家主权和利益、要加强对特殊侦查手段的监督防止其滥用以及发挥履约审议机制外部推动作用方面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