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活动有着数千年的历史，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却是出现在近代。在翻译活动的早期，人们也发表过一些对翻译的认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言论多数集中于译文同原文的比较，而对翻译活动的其它方面涉及很少。本世纪5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比较系统地研究翻译，但是，这些研究更为注重翻译的性质、原则、标准、技巧等，而对译者本身则不够重视。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人们对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认识不足。事实上，译者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主观因素对译作的面貌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本文中所说的能动性，是指译者以他认为最好的方式进行翻译。它不同于创造性，尽管两者有重合之处。创造性通常只体现在翻译过程本身，而能动性则可以体现在此前和此后。我们说译者可以发挥能动性，并不意味着译者享有绝对的自由，实际上，他总是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本文试图探究译者如何在翻译活动中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及一些制约译者发挥能动性的因素。 在中西方漫长的翻译史上，尽管没有出现对翻译的系统研究，但翻译家、理论家和作家都曾发表过他们对译者这个角色的理解。在很多情况下，他们都用各种形象来说明译者的工作和功能，这些形象无疑对更好地理解译者的角色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本文主要讨论了五种形象：征服者、画家、普罗米修斯、媒婆、食人族。征服者这个形象出现在翻译活动的早期。圣哲罗姆宣称，译者应该将原作的思想视为自己的囚犯，利用征服者的特权将其移植到自己的语言中。换言之，译者作为征服者，应当设法使译作取代原作。这个形象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在今天看来，它已经显得很陈旧了。英国著名作家、翻译家德莱顿最早提出画家这个形象，他认为，译者的工作就好比画家作画，应当尽量使译作与原作相象。在中国，傅雷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象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不过，他们都承认翻译比临画要难得多。普罗米修斯这个形象是著名作家鲁迅提出来的。他把译者比作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从别国偷来革命火种，以激励当时的民众。这个形象从翻译研究的角度来看可能显得不太合适，但对30年代的革命活动却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媒婆是中国翻译史上一个著名的形象，它的提出者是郭沫若。他认为创作（作家）是处女，应当尊重，而翻译（译者）是媒婆，应当遏抑。这在提倡妇女解放的30年代，是带有一定的鄙夷色彩的，因而也受到时人的批评。食人族则是在翻译研究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大背景下巴西翻译家提出的一个形象。他们认为，译者应当象食人族一样，吞进原文，然后吐出全新的东西。除了上面的形象，翻译史上还曾出现过其它形象，例如，钢琴家、雕塑家、叛徒、奴隶、桥梁、麦克风等等。这些形象多数出自名家之口，自有其合理之处。但总体上讲，它们并没有将译者的能动性摆鹏当的位置上，要么过于拔高，要么过于贬低。 要正确认识译者的能动性，必须要明白译者到底可以在哪些方面发挥能动性。本文主要讨论了四个方面：选择原文、决定翻译原则、能动地理解、能动地表达。一般说来，选择原文主要是译者自己的事，但是不同的译者在选材上有自己的侧重点。通常他们可以分为两派：情感派和理智派。两派在历史上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情感派的翻译家比较重视原文的文学趣味与自己的审美趣味是否契合，如果这二者之间出观矛盾，他们宁可放弃一些名著。另一方面，理智派的翻译家更为注重原文翻译过来之后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因此他们选择的原文一定要能满足他们特定的目的。当然，他们之间的区别也并非径渭分明，只不过是各有侧重而已。 无论译者自己承认不承认，在他从事翻译之前，他必然有自己一定的翻译原则。这种原则是由不同译者的翻译实践、生活经历和人格决定的。不同的译者翻译同一部作品，往往会译出不同的特色，这就很清楚地体现出翻译原则对译作面貌的巨大影响。 理解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译者需要调动自己全部的思想和经历，才有可能理解作者的本意。很显然，这个过程必然牵涉到译者的诸多主观因素，因此，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同的译者对同一部作品的理解有着很大的差别。如果再把时间和空间因素考虑进去，不同译者的理 且且解之间的差异就更大了。 表达是翻译过程本身的最后一步，通常不为人们注意。人们想当然地以为，只要理解对了，表达根本就不会有什么问题。这种认识当然是不全面的。大量的阅读实践告诉我们，即使不同译者对同一语言点、同一段话、同一篇文章的理解完全相同，他们的表达也是各有特色的。译者的个人风格在这里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译者在表达上发挥能动性的另一个表现是有目的、有选择地改变原作的面貌，对这种现象应当客观分析，不宜一味指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