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学日益关注“微观基础”,公司金融领域的研究视野逐渐向宏观扩展,货币政策影响公司投资行为的研究开始增多。长期以来,“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地位不可动摇,信心等带有心理色彩的元素被挤压出主流经济学关注空间。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kerlof和Shiller(2009)将信心以及信心与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作为动物精神(非理性行为)理论的基石、Shefrin(2001)提出行为公司金融理论后,货币政策对信心的影响、信心因素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日益得到关注。从现实情况来看,新常态下如何提高投资效率,增强持续增长动力,是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提振或稳定企业家信心进而更好发挥企业家的作用,是我国当前高度重视的问题。聚焦我国货币政策如何通过影响企业家信心而对企业投资效率发挥作用,是增强宏观调控针对性和准确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上述背景下,本文着眼于包含心理因素的企业家信心,检验货币政策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企业家信心传导渠道(即“货币政策→企业家信心→企业投资效率”)及其调节因素,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在述评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基于货币政策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理论分析,提出了货币政策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企业家信心中介效应及其调节因素的研究假设,利用残差度量模型、中介效应模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系统研究了货币政策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企业家信心中介效应及其调节因素,得到如下结果:首先,紧缩的货币政策会抑制企业的投资效率,而宽松的货币政策则有利于企业改善非效率投资。特别对于民营企业,由于背负着信贷歧视的压力,其对货币政策松紧的变动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敏感性,即货币政策变化对民营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国有企业。并且,这种敏感性在央行调节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时最为强烈。然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贷款基准利率)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却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因此,货币当局在实施货币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面对货币松紧变化所表现出的不同反应,逐渐实现以价格型货币政策为主、数量型为辅的更为温和的货币政策,实现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同步发展。同时,政府仍需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改善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帮助民营企业提振信心,提升投资效率。其次,企业家信心增长对于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具有非常明显的作用,说明人的非理性行为(信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是显著性的,特别当企业家信心减弱时,企业投资效率会明显下滑。同时,紧缩的货币政策会通过削弱企业家信心而降低企业投资效率,宽松的货币政策则有助于提振企业家信心进而提升企业投资效率,证实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中,存在“货币政策→企业家信心→企业投资效率”的环节,即证实了企业家信心中介效应的存在。因此,中央银行在运用货币政策实现宏观经济目标时,应当充分考虑微观企业心理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企业家信心因素的变化,通过强化与企业家的对话、发放问卷调查或加强知识培训等途径,及时掌握企业家信心的变化,稳定企业家信心,以提升企业投资效率。最后,企业家信心中介效应还会受到企业内部因素或外部因素的调节。在宏观外部环境因素中,企业家信心的中介效应会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且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而减弱;在企业内部财务特征方面,企业家信心的中介效应会受到融资约束的调节,且随着融资约束的减少而增强。因此,政府部门有必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降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减少其对企业家信心的影响。同时,企业自身也需要完善治理结构,培养自身必要的信心,并积极与政府沟通,减少信息不对称,通过妥善经营改善自身融资约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