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阿伦特这部晚期著作《精神生活》作为独立研究对象,试图将阿伦特众多分散的思考线索,编织进精神生活的宏大构思之中。首先对阿伦特踏上“寻思”之旅的根源进行了探究,阿伦特转向精神生活研究,一方面是由于其参与了艾希曼的审判过后,对于恶的根本看法发生了改变,从极端的恶转向了平庸的恶。另一方面,阿伦特试图弥补积极生活中的重大缺陷,对现实生活与沉思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考量。在阿伦特视域下的精神生活部分,她主要区别了思考、意志、判断三种能力。阿伦特并不仅仅只是在《精神生活》中才开始对于思的问题进行探讨,因此在精神生活——思考之思这部分,首先对于阿伦特以往著作中出现的思考进行了描述。对于思考之思,阿伦特认为,思考寻求对于现象世界之物的认识与理解,思考的过程是不可见的,思考并不探究结果而更注重对于意义的追求。在思考与恶的关系问题上,阿伦特在对苏格拉底式的思考和海德格尔式思考同时推崇中,使其陷入了自我分裂的矛盾境地。阿伦特开始诉诸于意志,去达到自我协调。在精神生活——意志初探部分,首先探讨了哲学家们对意志惯常抱有偏见的原因,一是由于意志总是作为偶然性出现,二是由于思考的自我经验和意志自我经验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在发现意志的部分,选取了保罗的意志无能论、爱比克泰德的意志全能和意志哲学家奥古斯丁的观点。我们可以从这些哲学家的观点中,对于意志能力的特点进行概括。意志的内部时刻充满着矛盾和冲突,我愿意和我不愿意两种意志时刻进行着斗争。意志具有面向未来的属性,但同时意志也具有否定作用,进而否定已知的事实。对于尚未完成的判断部分,阿伦特从最初的亚里士多德的行动者的判断转向了康德的旁观者的判断。对于哲学与政治之间张力问题的持续思考贯穿在阿伦特一生的运思的过程之中,在精神生活中,最终两者实现了暂时的和解。精神生活的政治意义在于促进了公共领域重建,并调和了思考与行动之间紧张的关系。但是阿伦特急于构建庞大的哲学体系,又让精神生活的研究犹如在形而上学的迷雾中穿行,在自身缺乏统一性的观点中,阿伦特陷入了自我两难的境地。但《精神生活》中对于这些问题的持续思考与勇敢的反思,成为了阿伦特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所做的最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