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化写作(也称个人化写作)是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由陈染、林白等开启而被卫慧、棉棉等延续的个体写作，其标志性事件是1996年陈染长篇小说《私人生活》的出版，她们一出现便在文坛上引起强烈的反应，一时间众说纷纭，毁誉参半，成为最引人瞩目也是最招人非议的独特存在。一个文学现象的存在必然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和合理性，任何全盘的肯定和一味的批判都有失偏颇。如今走过20世纪，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我们再次把私人化写作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对象进行重新审视，对其写作理论本身进行回顾与反思，可以发现它的存在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由于理论上的缺失造成其在现实发展中困难重重，最终难以为继。由此启发我们关键在于对它进行正确的理论引导，以期望它早日走出目前发展的困境，以推动新世纪文学发展走向普通人，走向多元共生的文化，走向更彻底的人文关怀。本文首先运用马克思关于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理论对私人化写作进行分析和观照，肯定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一是私人化写作的到来意味着劳动异化的消除，作家的创作活动成为生命意志的自由表现，由手段上升为目的本身二是吻合了马克思人类解放的理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实现了文学对人的丰富性、多样性、独特性的全面关怀与尊重；其次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历史语境，它的出现弥补了一直以来公共化、代言式写作独占文坛的局限，在丰富九十年代的多元文化格局，拓展文学探索和表现丰富复杂的人性深度方面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最后指私人化写作发展的困境在于私人化作家在写作中陷入了绝对的二元对立，一方面抹杀了个人与社会辨证统一的关系，把个人与群体、社会、公众完全对立起来，另一方面忽视了文学自身具有私人性与公共性相统一的特点，从而使写作走向极端的个人化，强调纯粹的私人性，最终导致作品出现重复雷同，流于浅俗。由此反思其得失并对其未来可能提升的方向提出自己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