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的某些表型特征(Phenotypic characteristics)是其明显的生态特征,是自然选择的直接产物,是基因与环境共同影响的结果,在进化中受到选择和漂变的作用。对于大多数动物群体来说,如鸟类和哺乳类等,声信号是其典型的、被关注较多的重要表型特征之一,在其社群生活(如捕食、求偶、繁殖和育雏等)占据极其重要作用,可以作为资源和领地防御、配偶选择及物种识别的媒介。声信号的分歧可能直接导致生殖隔离,进而促进物种形成。然而,在声信号分歧过程中,选择和漂变两类驱动力可能单独作用于一个种群或物种,也可能同时影响声信号的进化过程,进而引起物种形成。因此,阐明声信号进化和分歧的原因,对揭示物种形成过程起着关键作用。翼手目蝙蝠占据独特的夜空生态位,主要用声信号进行定位、导航和交流,它们具有精细的发声控制系统、听觉系统和神经控制机制,是研究声信号的理想物种。本论文以中华菊头蝠(Rhinolophus sinicus)为对象,录制了中国境内以及越南种群回声定位声波,结合遗传(mtDNA和ncDNA)、形态(体型和头骨)、环境(年均温度、年均相对湿度和年均可降水量)、地理(地理距离、经度和纬度)因素,旨在:1)明确种群间声波及体型特征的地理变异模式,并检测进化驱动力;2)确定种群遗传分化水平和遗传谱系,揭示亚种间的系统进化关系;3)依据表型和遗传特征,明确中华菊头蝠分类有效的亚种数。主要结果如下:1.中华菊头蝠种群回声定位声波频率具有明显的地理变异,但未呈现明显的地理区域相似性。雌性个体具有比雄性个体更高的回声定位叫声频率,具有明显的性别二态性。2.中华菊头蝠种群间声波频率差异与地理距离显著相关,但与遗传因子(mtDNA和ncDNA)、气候因子(年均气温、年均相对湿度和年均可降雨量)和形态无相关性。3.中华菊头蝠种群内雌雄个体间形态没有明显差异,不具有性别二态性,但种群间形态整体上存在显著差异。中华菊头蝠种群间外部形态差异与地理因子(地理距离和经度)和气候因子(年均降雨量)相关,但与遗传距离(mtDNA和ncDNA)不相关。然而,中华菊头蝠种群间头骨差异与地理距离、遗传距离(mtDNA和ncDNA)和气候因子均不相关。4.与先前的研究比较,共新增了5个采样点(重庆、陕西、湖北、浙江和江苏),结果显示中华菊头蝠具有明确的线粒体遗传谱系,没有明显的核遗传谱系。中华菊头蝠的线粒体遗传谱系具有一定程度的分化,符合IBD模型。5.中华菊头蝠亚种间的声波、形态与遗传均存一定程度的分化,但分化的趋势不一致。越南的R.s.ssp与另外两个传统的亚种差异明显,从形态上可以完全区分开,说明R.s.ssp亚种命名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