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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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愈发严峻的今天,各国纷纷参与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行动中来,提高能源效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势在必行。能源储量有限,能源消费远大于能源供给,而能源效率还有待提高。与此同时,能源的使用也带来了一系列严峻的环境问题。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我国面临气候治理压力,毅我国然担起大国重任,从2011年起开始碳交易市场的建设工作,2013~2014年间,碳排放权交易相继在北京、上海、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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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愈发严峻的今天,各国纷纷参与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行动中来,提高能源效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势在必行。能源储量有限,能源消费远大于能源供给,而能源效率还有待提高。与此同时,能源的使用也带来了一系列严峻的环境问题。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我国面临气候治理压力,毅我国然担起大国重任,从2011年起开始碳交易市场的建设工作,2013~2014年间,碳排放权交易相继在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深圳、湖北、重庆两省五市展开,试点地区碳排放权交易已经实施了九年左右。碳排放权交易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排放权交易的减排效果和对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的影响上等,针对碳排放权交易影响能源效率的效果和作用途径的研究尚且较少。那么,碳排放权交易能否有效提高我国能源效率?其作用途径如何?尝试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本文首先对碳排放权影响能源效率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假说;其次对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和能源效率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再次,本文利用2007-2018年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和多期DID模型研究了碳排放权交易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并针对该结果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最后,本文利用多重并行中介模型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对能源效率的作用途径,分别是能源消费结构路径、产业结构路径和技术进步路径,并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再一次进行了中介效应的检验,以探讨碳排放权交易在不同地区影响能源效率的三条作用路径的作用是否有所不同。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1)碳排放权交易有利于提升我国的能源效率,且该影响表现为多期影响,并且存在地区异质性;(2)从作用途径来看,碳排放权交易通过能源消费结构路径、产业结构路径和技术进步路径来提高地区能源效率,其中,相比于能源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用更大;(3)进一步研究发现,能源消费结构和技术进步在不同地区的影响不同,对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检验表明,能源消费结构不存在中介作用;能源消费结构和技术进步对中部地区存在中介效应,产业结构调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基于多期双重DID模型研究了碳排放权交易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并探讨了碳排放权交易影响地区能源效率的作用途径。本文的结论能够为碳排放权交易的实施效果提供微观的证据,并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碳排放权交易提供了进一步的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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