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生代”作为当代文坛的引人关注的写作群体,一直都是当代评论者的重要探讨对象。围绕着“晚生代”创作的取材倾向、语言特征、审美风格、叙事策略、文学观念、哲学意识等方面,评论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整体上看,对于“晚生代”笔下的“性”和女性形象,从欲望的视角加以阐释较为常见。自觉地以性别视角切入“晚生代”的文本,考察“晚生代”作家的性别叙述方式却较为少见。本文以几位“晚生代”男性代表作家的小说创作为例,粗浅地就这些男性作家文本的性别叙述方式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探讨这种叙述方式对他们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当然,“晚生代”男作家在塑造女性时,与他们的前辈作家又有很多不同之处。本文正是建立在这一事实基点上。如果取消不同时期男性作家塑造女性的差异性,事实上也就取消了以性别视角对这一写作群体进行文本分析的意义与价值。在一些“晚生代”作家的视阈中,欲望无须在某种人文观念和价值尺度的维度内加以关注。欲望就是欲望,就是女人,就是性。它只是在人的自然属性的范畴内才被谈及,它只是在交换的形式下才被重视。在一些“晚生代”作家的叙事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女性被作为物品从男性之间传递,目的可能只是证明男性之间可笑的所谓友谊。可以说,“晚生代”男作家在欲望这一视角下对女性形象进行了肆意的塑造,对两性关系进行了粗暴的叙述。在一些“晚生代”作家的文本中,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实:作为叙事主体的男性在陷入灵魂不断挣扎的处境,精神出现危机的时侯,往往不约而同地想到通过拯救或帮助女性,来确证自我的能力,摆脱灵魂空虚的状态,从而实现自己的价值。“晚生代”笔下的男性主要通过“拯救”底层女性和“制造”成功女性两种方式进行精神救赎的。而女性似乎在这样的“拯救”和“制造”过程中,成了那些虚伪自私的男性手中的棋子,完全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是男性眼中不折不扣的“他者”。一些“晚生代”男性作家习惯于把笔下的女性塑造成生物学和解剖学意义上的女人。精神空虚的男性利用女性来发泄欲望,将女性作为填补寂寞生活的工具,在与女性的身体交媾过程中获得生的感受并以此为契机进行形而上的思考。他们主要是通过“力比多”的转移和投射以及与不同女性的情爱游戏两种方式获得精神动力的。无论是将女性作为生存的附属品,还是将女性作为生活的填充物,部分“晚生代”男性作家笔下的男性主人公似乎普遍认为女性的身体可以治愈他们精神创伤,可以令他们获得生存的勇气和信心。他们普遍地对女性的身体产生精神依赖性。这种认为发泄了欲望就可以包治百病的思维显然是一种典型的神话思维。将生存的重心统统寄托于性的存在,显然是陷入了自欺欺人的误区。这些虚弱自私的男性最终不可避免的陷入空虚的轮回之中。作为与消费主义社会一起成长的“晚生代”作家,书写着消费社会的真实场景。传统的一切已经不能拘束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他们野马般的内心拒绝扭扭捏捏,憎恶半遮半掩的行为方式,他们需要的是彻底和决绝。他们塑造了一大批堕落的女性,通过批判都市堕落女性来批判都市的罪恶。在这种意义上,“晚生代”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与娱乐杂志或者广告上的女性形象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娱乐杂志和广告中的女性或者女体激发了人们的购买欲望,而“晚生代”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激发了大众的阅读欲望。文本中女性身体比那些直观的女性身体更能激发大众的想象,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前者让消费者获得了更多的快感。部分“晚生代”男性作家怀着男性中心意识,无视女性的内在生命逻辑,无视女性建构主体性的要求。他们片面地将女性形象物化、简单化,压抑异化女性的生命。这样的叙事策略,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损害了女性形象,也使这些男性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失去了与之精神交流的伙伴,相互慰藉情感的对象。这些男性形象内在的主体性也因此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损伤。他们普遍表现出面目猥琐、行动麻木,日益滑向生活和社会边缘。男性作家的主体性不能超越其视阈的有限性,达到对女性和女性形象建立主体性要求的一定程度的认同理解,自身的主体性就在自己的文学创造物面前变得越来越萎缩。事实上,随着女性形象主体性的增强,男性作家及其笔下男性人物形象的主体性的内涵和外延就会相应的丰富起来。正是因为他以理解宽容的目光整合进女性的视阈,从而更为有力更为深刻地把握了人物的性格内涵和生命体验,更能关照人性深处那些因观察视阈的局限而产生的盲区。遗憾的是,这并不为“晚生代”的男性作家所关注和重视。他们无视女性和男性相同的平等的建立主体性的要求,同时也丧失了使创作摆脱单调重复,从而走向博大深沉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