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从产生之日起和社会政治生活、主流思想结合的就比较紧密。考察辞赋的接受活动应该把它放在在整个社会参照系当中，把辞赋文学文体发展的“前景”和社会政治形势、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审美思潮、文化生态和文学生态系统等“背录”结合起来考察。因此，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辞赋在汉魏晋的文学接受和非文学接受两种情况。　　 本文从接受者的角度切入，主要根据经、史、子、集等相关文献记载，并借鉴接受美学、阐释学、文化诗学的相关理论，以汉魏晋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为坐标，以不同的接受者为参照，多角度地分析辞赋的传播接受、社会功能定位、接受者和创作者的互动关系以及接受活动对辞赋创作审美取向的影响等问题。主要观点和结论如下：作为主要的辞赋接受群体，汉代帝王和诸侯在辞赋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赋家在诸侯身边主要以幕僚身份和作用出现，辞赋的创作接受等文化文学活动只是诸侯生活的点缀。但是诸侯和帝王之间在文化建设上的竞争客观上刺激了辞赋的创作和接受，并为大赋盛世的到来做了充分的铺垫。赋家在创作的时候，把自己和帝王的关系往往从社会角色的角度进行定位，讽谏的意识，经学内容就成为赋作内容自然的选择；但帝王作为娱乐需求的接受者，对辞赋的定位决定了他也在接受的实践当中淡化辞赋的讽谏功能，刺激赋家发挥辞赋的审美功能。这样形成就形成了创作口的和接受期待的矛盾，由于接受者和作者地位的不平等，就决定了赋家创作向经学靠拢的悲剧性结局。靠帝王个人好恶得以发展的辞赋随着接受者的变化和兴趣的转移而走向衰败成为历史的必然。汉代士人对辞赋功能的认识深受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责任意识和讽谏传统的影响。无论是贬斥辞赋的儒生，还是写赋献赋的文士，也无论是肯定性接受还是否定性接受，都以辞赋的社会功能为标准来衡量批评，不管这种社会功能是现实存在的还是理想状态中的。所以他们看重的是赋作能不能像“五经”一样，起到匡正帝王行为的规范作用，而不是仅仅用华辞丽藻和奇思妙想来娱乐帝王，这是他们对辞赋功能与作用的认识，也是他们评价辞赋的唯一标准。东汉中后期，由于经学思想的禁锢逐渐松弛，辞赋创作和接受的价值取向是逐渐地和经学疏离，走向表达个人情志和娱乐的表达。作为大赋主要接受者的帝王兴趣发生转移，辞赋逐渐失去了理想的接受和创作环境。赋家也有意识地剥离辞赋的政治讽谏功能，让它更多地成为个人怡情娱性的工具。建安曹魏时期，从接受者时代构成来看，占主导地位的帝王接受群体辞赋修养和汉代相比进一步提高，并能占在文人的角度和辞赋作者平等交往来进行辞赋的创作和接受，形成了辞赋接受者和创作者的高度统一的互文本性。在理论上，人们对辞赋的认识也逐渐淡化其政治意识形态性质，转而重视起独立的文学审美性质。在具体辞赋的评判接受上，审美判断也逐渐代替了价值判断而成为辞赋接受新的趋向。晋代辞赋的接受处在复杂的文化情境中：门阀世族对皇权和现实的冷漠造成了传统辞赋和上层士人的进一步疏离：玄学思潮和玄谈活动对辞赋的接受有着巨大的冲击；诗歌创作和接受活动也挤压着本时期辞赋接受的空间。从创作目的上看，晋代辞赋的创作和接受放弃了追求辞赋社会功能的传统理念，转而追求个体情感的抒发和生活中娱乐享受的细节。前代辞赋中抒发的时代群体感情被私人化的世情、隐逸等代替；体物辞赋也改变了汉代辞赋的风格，追求事物本真的风物之美，抒写感官本能的感受。随着辞赋审美趣味的转向，辞赋文学文体的特点得到进一步体现，并出现了和诗互相影响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