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相理论在中西方哲学发展中，是通过不同的问题形式表现的。共相殊相的关系问题通常被表示为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讨论角度涉及到形上学、认识论、伦理学、逻辑学等方面。中国现代哲学的共相理论具体表现为共相的实在问题、共相与经验的问题、共相的关系问题，以及通过共相重建形上学的问题等几大方面。　　 汉语中，共相一词是翻译英文的universal。共相作为西方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几乎贯穿了西方哲学的整个发展过程。考察现代哲学的共相理论，离不开西方共相理论尤其是新实在论思潮的参照坐标。而西方哲学中的主要问题，例如归纳问题、形上学的意义问题在中国现代哲学中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和解答。在此参照坐标下，比较张岱年、张东荪等人在共相问题上的认识论的倾向，以此来确认金岳霖和冯友兰对共相在形上学和认识论方面的改造过程，是本文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中国现代哲学的共相理论中，自觉的表现出对逻辑分析方法的赞赏和应用。应该说，尽管对逻辑分析方法与中国哲学的结合的成果上，需要理性的分析与辨别其功效与不足。逻辑分析作为分析哲学尤其是维也纳学派所钟情的哲学方法，主张对哲学概念和命题进行逻辑分析，从而确定其是否属于真正知识的范围。其对命题意义的确认采用了经验证实的基本原则，即一个命题只有在经验证实的前提下才能归结为有意义的命题，从而承认其知识的地位。维也纳学派将哲学命题分为两种，一为分析命题，一为综合命题。分析命题依靠演绎推理，只要概念词语不在逻辑上矛盾就必为真，其真假并不需要依靠经验，而综合命题的真假则需靠经验检验来证实。逻辑实证主义者以此为视角检讨了哲学史上的形而上学命题，并得出一切形而上学命题即不是分析命题也不是综合命题的结论并将其归为无意义的命题之列。可以说，逻辑实证主义对于形而上学命题的批判符合了当时西方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科学的巨大进步所带来的思维变化，由此对于形而上学的地位和意义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逻辑实证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促使中国现代哲学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个是方法论上，一个是在对形上学的态度上。所谓的方法论即是上述的逻辑分析法；而其依据对命题的两种划分所得出的拒斥形而上学的结论却并不能得到中国哲学家的认同。冯友兰、金岳霖都自称受新实在论的影响很大，对于共相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以及其在审美和价值等方面的意义有着自己的理解。由此，二人对于形而上学有着明确的立场：即形上学不但能给予世界以形式的说明，更能给予人以情感的满足和境界的提升。而这又与逻辑实证主义依据逻辑分析所宣称的关于“实在”、“普遍性”等等形上学命题无意义的结论相悖。对于冯友兰和金岳霖而言，要么放弃实在论的主张从而绕过对形而上学的研究，要么坚定实在论的立场建立自己的形上学体系而无视逻辑实证主义的批评。而作为既对西方哲学尤其是维也纳学派有着深刻理解，又对形而上学有自身体会的冯友兰和金岳霖来说，放弃形上学或者无视批评都是不可取的。由此原因，冯友兰和金岳霖正是用着摧毁西方形上学大厦基石的逻辑分析方法来尝试重新建立中国哲学新的形上学。研究这个重建过程如何通过改造共相而规避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这种尝试的意义和缺失，以及在中国哲学史中的意义是本论文重点讨论的问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