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快速增长,2010年中国流动人口达到2.21亿人,中国正在进入人口大迁移的时代。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镇流动集聚,构成了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加速了中国城镇化进程。然而,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农业转移人口由本地乡—城流动逐渐向跨越不同行政级别的乡—城流动转变,形成了多尺度的人口流动和多样的城镇化路径。传统的城镇化研究范式突出强调人口从农村到城镇的转移,并不太关注农村人口往哪里的城镇转移,从而忽略了不同尺度流动人口的城镇化差异。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有必要探究不同流动尺度人口的集聚规律和影响因素,这对于丰富城镇化理论和促进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论文结合中国城镇化的发展现实和有关研究,以人口流动理论、人口城镇化理论和尺度理论为基础,将尺度概念引入城镇化研究,提出了基于人口流动视角的多尺度城镇化分析框架。论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化和分权化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崛起、经济发展导向的政绩考核以及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等导致地方政府通过设置种种制度壁垒,使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不能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从而使农民城镇化、市民化的成本产生分化,最终形成了以跨省人口流动为特征的异地城镇化、以省内跨县人口流动为特征的就近城镇化和以县内人口流动为特征的就地城镇化。为了探究三种城镇化的人口流动集聚特征和动力机制,论文分别从全国、省域、县域三个尺度和微观个体层面进行了具体的实证分析。(1)在全国尺度,大规模的跨省流动人口形成了典型的异地城镇化,促进了全国和地区城镇化率的提升。以31个省域为分析单元,发现跨省流动人口突出表现为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网络化趋势突出,2000年以来新增加的迁移流主要指向长三角、京津以及福建等地,具有突出的向东部沿海城市群和大城市集聚的倾向。空间驱动力、经济驱动力和社会驱动力是促进异地城镇化形成的三种主要力量,其中地区间的社会经济差距是核心动力,已有的迁移存量维系了流动人口的持续发生,空间距离阻碍了人口的跨省流动。(2)在省域尺度,以山东省108个县市区作为分析单元,分析了就近城镇化的人口集聚特征与影响因素,并与省外流动人口进行了对比。发现省内跨县市区流动人口水平分布相对均衡,主要向省会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大城市的市区和县级市集聚,其他地级市的市区和部分较发达的县级市也集聚较多,形成了多中心集聚格局。而省外流动人口水平分布相对集中,主要集聚于省会城市及沿海发达大城市的市区和县级市。两种流动人口集聚的影响因素并不完全一致,其中较高的经济水平、较高的第三产业比重、较高的城镇化水平促进了省内流动人口向市辖区和非省际边缘区集聚。总体来看,与异地城镇化相类似,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是就近城镇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但与异地城镇化相比,就近城镇化除了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外,同时还受到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从而使省内跨县市区流动人口分布相对较均衡。(3)在县域尺度,农业转移人口在县域范围内向不同层级的城镇或社区集聚,形成了县域就地城镇化。通过对诸城市的案例分析,发现县域内流动人口主要向中心城区和中心镇集聚,同时通过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也使农民开始向中心社区集聚,形成了“县城-中心镇-中心社区”三级就地城镇化的空间载体。政府、企业和农民三者共同促进了诸城市就地城镇化的发展。政府通过规划、投资、产业布局以及推进土地流转和扩权强镇等发挥了自上而下的核心引导作用。企业集聚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其区位选择引导了人口流动的方向,同时企业通过与当地政府或农民合作直接参与社区建设,形成了就地城镇化的经济动力。农民作为城镇化的微观主体,其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进一步响应了政府和企业的行为,构成了就地城镇化自下而上的推动力量。(4)在个体层面,利用全国性的调查问卷,以潜在的城镇化行为主体农民作为分析对象,考察了其城镇化意愿和路径选择。发现农民的城镇化意愿相对较低,且主要选择在县城/县级市或小城镇定居,更加倾向于选择就地就近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特别是就地城镇化更加符合农民的城镇化需求。农民的城镇化意愿受到个体、家庭和地区因素的共同影响,个体人力资本较高、家庭儿童较多、家庭经济状况较好、土地较多且与城市联系紧密、农民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等有助于农民选择进城定居。而农民城镇化路径的选择,则主要受到农民所在地区经济水平和区位条件等地区性因素的影响,个体和家庭因素的影响较少；具体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距离大城市较远地区的农民更倾向于选择到县城/县级市和小城镇定居,倾向于选择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促进未来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几点政策启示。首先,应不断缩小地区差距,减少人口的跨省流动,同时通过加强各级政府的联动,促进不同尺度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其次,将推进县域内的就地城镇化作为未来推进农民城镇化的重要途径,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在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同时,着力提高县城和中心镇的竞争力与吸引力,提升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最后,还应从促进农民和农村发展的角度着手,改革束缚农民离乡的相关制度障碍,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培训,逐步提升农民进城定居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