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逐渐转向中高速增长的高质量核心阶段,新常态时期我国经济部门杠杆率的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债务灰犀牛和结构性不平衡问题也在逐渐凸显。其中,由于我国危机后实施的大规模财政和货币刺激计划,导致国内一些产能过剩行业出现资本亏损,加之目前我国的间接融资主导型模式,故而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水平居高不下。与此同时,在2015年房地产去库存政策的刺激下,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迅猛发展导致住户部门购房贷款年年攀增,我国家庭部门出现居民持续加杠杆的现象。总体而言,我国目前面临着杠杆水平稍高且增速过快以及较为突出的结构性问题。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政府管理部门需要辩证思考两部门杠杆率的存在关联,高度重视如何能够合理调控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的杠杆率问题,以期保持宏观经济体杠杆率的基本稳定。本文首先通过梳理研究以往有关家庭部门杠杆率和企业部门杠杆率的相关文献,试图归纳分析目前经济体杠杆率水平的高低成因及两部门的杠杆影响关联。同时依据相关的理论基础并结合本文的理论分析,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尝试更进一步探讨居民部门加杠杆是否与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存在共同趋势,其中是否存在影响的传导机制,具体的渠道机制是怎样的?首先通过检验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居民部门杠杆率对企业部门杠杆率的关联影响,然后引入“居民消费”建立机制分析模型,进一步识别家庭举债加杠杆影响企业部门杠杆水平的居民消费效应。通过这三者关系的解析对如何稳步有序地进行合理调控,保持实体部门杠杆率的基本企稳,推进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的转变优化,以及增长动力的转换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最后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目前的基本国情,针对如何保持宏观杠杆率的稳定,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相关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