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交易市场的领域不同,我国所禁止的内幕交易包括证券内幕交易和期货内幕交易,考虑到期货内幕交易的实证案例较少,本文所研究的内幕交易仅仅是指证券内幕交易。一方面,新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有限,法律规制内幕交易的经验主要来自市场开放程度较高的英美国家;另一方面,法律的本土化发展使内幕交易犯罪在我国成为法定犯,不同违法程度的内幕交易分属于行政和刑事不同法律部门管理,于是出现行政部门“有案不移”、“以罚代刑”,行刑衔接“同案不同罚”的现象。我国禁止内幕交易既有行政违法层面的规制,也有刑事犯罪层面的规制,行刑衔接之间是一种渐进性的演化关系,根据案例的实证研究,我国公权力规制内幕交易尚存不足,主要就体现为行刑衔接的不畅通。目前我国刑法学者对内幕交易犯罪的研究主要围绕内幕信息、内幕交易主体及其行为方式展开,本文通过研究我国内幕交易的行刑法律法规,分别从行政法和刑事法领域阐述禁止内幕交易的立法,据此提出实践在行刑衔接中存在的争议,然后提出自己的完善观点。在对实证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刑法禁止内幕交易不能否认行政犯的“罪刑法定主义”,这是刑法独立存在的价值,刑法提高入罪数额可以解决行政部门“有案不移”、“以罚代刑”的问题,同时可以缓解司法机关的办案压力,明确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执法职责。行刑法律也需要统一法律用语,衔接处罚机制,明确行政认定的证据地位和证据种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