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至今,整个国家陆续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形态变迁。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增长与城镇发展的成绩,然而,过快的经济发展与相对缓慢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并不能做到步调一致,这一组矛盾势必会产生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国内绝大多数参与“三线建设”的人都是这一社会状态的亲历者,他们个人及集体的逐步变迁方式非常具有研究价值。本文首先是具体的个案研究,试图展现单位制变迁背景下“三线人”的自我社会身份变迁过程,探究其在这一过程中怎样进行身份的再建构,并分析中国城市国有企业职工社区的演变过程与未来。围绕这样的主旨,本文试图从社会认同理论的视角,深入了解随着单位制的消解,社区居民对单位认同发生的改变与社区意识觉醒的轨迹,探讨一个计划经济时代的典型单位制社区是如何转化为城市普通社区,其社会管理方式如何从“单位制”逐渐过渡到“街居制”,居民怎样从“三线人”转变为“社会人”的过程,探索居民社区治理意识形成的外在因素和内在条件,从而为目前全国正在大力推进的城乡社区治理提供一些实际案例和相关资料。基于实地调研和大量的数据基础,本文经研究发现:在单位制的消解过程中,“三线人”的社会地位不断在变化,从工人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形象慢慢变成经济收入下滑,政治参与不平等及社会认可度度下降的“边缘人”,成为国企改革最大的受损者。同时大量建设职工及其家属生产生活所在的家属型社区也在发生变化,曾经国企内部的“熟人社会”慢慢消解,社区从单一的行政型社区转向多元的城市社区,社区的管理模式也由单一的自上而下单位管理模式慢慢向多元化发展。随着社区与居民的变化,居民对自我身份建构也随之发生变化。由于诸多历史原因,过去“三线人”几乎生活在比较封闭却自给自足的生活圈子里,通过语言、风俗习惯、共同的社会资源等形成了独特的家属型社区,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通过社会比较,得到两种不同的区隔。在单位制鼎盛时期,他们会产生强烈的优越感。而在单位制衰落的过程中,绝大多数“三线人”表现出了对自己身份的焦虑和对自我前程的担忧,他们急于寻求一种新的方式构建自我身份。因此,在社区中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居民对自身在社区中的责任与义务的认知水平非常重要,让他们在意识上对社区形成自觉的认同,并进一步内化为主动参与行动,通过居民的广泛参与进而形成自下而上的公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