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社会已经历了女性主义的第一次浪潮，女性为争取选举权、教育权、工作权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声，女性意识开始觉醒。而在地球的另一端，女性也逐渐意识到自己长期的“无我”状态，加入到妇女解放的运动中。女性学者纷纷执笔，批判男性社会对女性身心的折磨与压迫以及男性文学对女性形象的各种丑化与歪曲，并结合自身的女性经验重新塑造女性形象。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与中国女作家张爱玲成为这一时期女性文学创作的代表，她们的作品《飘》和《倾城之恋》在各自的国度都受到了热烈的追捧，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尽管两部作品的篇幅不一，两位女作家也生长在不同的国度，但是她们却揭示了一个共同的事实，那就是女性的觉醒。文章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作家的女性主义思想，两位女主人公斯嘉丽与白流苏摆脱了传统女性温和顺从的形象，不甘心屈服于男性权威和命运的安排，在生存困境中作出种种艰难的抗争，努力追求爱情和幸福生活。然而中西方不同的伦理道德与文化背景又决定了她们的性格与命运必然存在差异。西方文化传统给了玛格丽特·米切尔更多张扬的空间，使她塑造的斯嘉丽的形象更具有反叛的女性主义色彩。张爱玲尽管深受西方文化多种思潮的浸染，然而中国文化几千年的沉淀使得白流苏的女性意识并没有走多远。本文从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视角比较研究了中西方女性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表现出的女性意识的异同，旨在对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本土构建及女性写作有所启示：在吸收和借鉴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探索本国发展道路时，中国女性主义学者应充分考虑到两种社会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现实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