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际政治理论的哲学基础的探讨，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国际政治理论是由更为一般性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思潮所孕育的。因此，对国际政治理论的哲学基础进行探究的过程，也是与西方政治思想史进行对话的过程。　　要与西方政治思想史进行对话，根本的一点是要能够把握到内在于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那个决定性的断裂，即，西方的近现代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对古典-基督教学说的背弃。现代性这一词汇的最为笼统的含义就是指这一对古典-基督教学说的精神和理念的背叛。这也就意味着，要想清楚地认识和把握现代性，首先得对其参考系——古典-基督教学说——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　　古典基督教学说的一个深刻的一致性在于，双方都发端于超验的精神体验，在此精神体验的基础上，双方都确信存在着一个超越此世权威的终极实在，尘世的权威受此终极实在的审判和束缚。人只有内在地参与这一超验的精神体验，才能真正提升自己，从尘世狭隘的存在中超脱出来。对终极实在的确信本质上亦是对人的灵魂的绝对重要性的确信。古典-基督教学说致力于维护人的灵魂的完整与和谐，而人的灵魂的完整与和谐只有在对智慧的追求中，在对终极实在的敬畏与爱中才能实现。　　如果说古典-基督教学说发端于超验的精神体验，那么，现代性的首要标志正是在于对这一超验的精神体验的歪曲、遮蔽和遗忘。超验的精神体验既然不再被感知，于是，人的存在的重心也就日益由天国转向尘世，人蓄意拒绝对终极实在的依赖，人割断了与神的精神联系，被抛到了存在的表层之中。一种独特的人的形象开始出现，对历史的意义之虚无的感受开始在现代世界弥漫开来。　　具体地说，现代性是在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层面同时转开的。在政治哲学层面，现代性发觉现实的人是受自身那无穷尽的欲望和激情驱使的，古典-基督教学说所提供的那个人的形象只是一种应然的人的形象，而政治哲学真正要关注的是实然的人，而不是人应当怎样。这样，政治哲学的核心任务就被界定为如何在这样一个低级的人所组成的共同体中，来获得一个基本的政治秩序。而由于人只受欲望和激情的支配，由于人不再能够通过参与超验的精神体验而获致内在的灵魂的和谐与有序，因此，就需要一个利维坦来慑服人的无穷尽的欲望;同时，人通过把自身的欲望融进利维坦之中，让利维坦这一“新人”来更好地实现和满足人的欲求。政治哲学层面的这一变革对具体的国际政治理论的建构的影响是很直接的:首先，利维坦是傲慢之王，融合了所有的权势，这就意味着，国家开始越来越被从权势国家这一角度来进行思考;其次，国际舞台充斥着多个利维坦，这就使得国内的自然状态在国际舞台重新出现，因此，国际政治被视为权力政治;再次，既然国际政治就是权力斗争的场所，那么，“国家理由”论就开始浮现出来。　　在历史哲学层面，现代性对超验的切断，使得历史以一种纯粹偶然与虚空的方式向现代人展现了出来，压迫着每一个现代人。历史哲学的任务于是就成了如何在这个纯粹虚空的世界中来重新获得历史的意义，如何使得历史内在地就具有意义。历史哲学以树立尘世的偶像来解决这一任务，而利维坦就是所有那些被树立起来的偶像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象征符号。但在现代性的历史哲学——历史主义——那里，国家不再被视为是经由契约的签订而成的一个人造之物，国家开始被视为绝对精神的化身，是先验的理念的具体化，是一个有机体，也就是说，一种“形而上的国家观”开始出现。历史哲学层面的这一变革对国际政治理论的影响同样也是很直接的:首先，历史主义对普世价值的否认和对利维坦的神化，使得国际政治舞台出现了“诸神的冲突”;其次，在“诸神的冲突”这一语境下，历史主义走向了对权力政治的绝对肯定，权力政治本身开始被神化，这就使得权力意志有可能失去一切节制，开始走向疯狂和肆虐的危险;再次，“国家理由”被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救赎历史彻底让位于世界历史，或者，人的灵魂本身就将通过献身于权力斗争而获得救赎，西方政治思想史所经历的最为深刻的转变由此完成。　　以上论述表明国际政治理论的哲学基础是现代性，国际政治理论的母体是现代性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思潮，不但如此，现代性还是那个经验性的国际政治领域的精神基础。国际政治理论，连同它所试图解释的那个经验性的国际政治，本质上都以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为其精神基础，也就是说，都以一种特定的精神和道德态度为基础。这最为明显地体现在下面两点上:首先，对经验性的国际政治构成巨大威胁的那个问题，即，权力意志的肆虐与泛滥的问题，办正是现代性危机的一个核心表现，而且它们的深层次根源都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本身;其次，正是历史主义对尘世生活的绝对肯定、对普世价值的否认和对人的“世界公民”身份的否认，使得人的精神开始局限于某个地方性的领域，人与人之间的精神纽带开始被切断，从而使得国际政治开始呈现一种自助的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从而为现实主义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和精神基础。　　这样，研究的结论也就很清楚了:国际政治理论由于停留于现代性的眼界内，因此，它无力解决那个困扰着经验性的国际政治的那个难题。要克服权力意志的肆虐与泛滥，就必须重新恢复对终极实在的依赖，重新参与超验的精神体验，也就是说，现代性危机的出路，也是国际政治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人们进行与古典-基督教学说的创造性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