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法体系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发展迅猛,但也面临多重合法性危机,其中最棘手的问题是片面保护投资者和忽视东道国公共利益导致的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引入规制权以平衡现有体系。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先界定了国际投资法中广义和狭义规制权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在理论和实践中被混同使用的规制权、主权和警察权之间的区别,这对于国际投资法建立适度的规制权机制具有重要意义。第二章论述了传统国际投资条约最主要的规制权规则——一般例外条款。结合相关案例,重点分析了一般例外条款的法律性质与法律后果,及其与习惯国际法上“必要性”之间的关系。第三章探讨了在国际投资条约没有明确规定规制权规则的情况下,国际投资条约仲裁庭在审查规制权时的审查理由、标准和方法。在非歧视原则、公正与公平待遇或征收条款等国际投资保护义务之背景下,国际投资条约仲裁庭的审查往往涉及东道国的规制权,具有公法性,因此,需要明确“适度”之审查标准,并采用比例分析之审查方法。第四章对新一代国际投资条约引入的规制权规则进行了分类。实体性规制权规则根据法律性质可分为积极规则澄清、范围条款和违法阻却事由三类,并探讨了这些规则的法律后果。此外,一些程序性规则也可以起到保护规制权的效果。第五章提出为了推动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规制权宜被塑造为有别于主权、警察权的新型概念,其具有平衡性和适度开放性的特点。相应的,国际投资法中的规制权规则应根据平衡之目标加以体系化。中国作为双向投资大国有必要提出自己的方案,平衡的规制权规则体系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诉求,也能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