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关于近代地方精英政治参与的一个研究个案,以“国家与社会”理论作为研究框架,探讨1850年至1949年问衡阳地方精英的政治参与及其与城市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主要围绕两方面问题展开,一是如何界定近代地方精英政治参与的性质；二是分析精英的政治参与对城市社会秩序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在历经百年的努力和实践之后,近代衡阳地方自治由于缺乏必要的成长因子和政治体制上的有力支撑,一直未能获得充分发展而以失败告终,官治得以取代自治成为精英参与城市政治的主要形式；与此同时,随着地方精英对城市政治参与程度的不断加深,精英之间的利益冲突亦日益激烈,城市社会秩序因此遭遇了严重冲击并最终陷入失序；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在困境中挣扎的事实。本文正文按时间顺序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考察了咸同军兴以后衡阳地方士绅精英的政治参与以及城市政治发展。19世纪中叶湘军的兴起,使得衡阳地区的士绅阶层获得了很大发展,不仅人数激增,而且在人员构成上表现出一定的地域特点；地方绅权因此急遽扩张,并形成了以彭玉麟等军功士绅为核心、并包括少数工商捐纳者在内的新士绅精英群体;与此同时,士绅城居现象日趋盛行,地方精英的政治参与重心亦逐渐转移至城市,其参与范围因此大为扩展。由于前者拥有巨大的政治资源,从而使得这一时期的地方政府权威相形见绌。第二章具体分析了维新运动前后衡阳地方精英的政治参与变化情况。1890年前后,随着彭玉麟等人的先后去世,衡阳地方绅权一度受到很大影响而有所削弱,及至王闿运出掌船山书院后,以之为中心的地方绅权才又继续获得发展；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衡阳地方文风的重新恢复,使得正途士绅逐渐成为士绅精英群体的核心；但另一方面,科举人数的大幅度增长,又引发了士绅阶层的择业困难和生存压力的增大,致使士绅之间出现了职业上的分化。不久之后新政运动的开展,为衡阳地方绅权的再次扩张提供了契机。士绅精英通过参与地方自治,为自己获得了更大的政治活动空间,而国家则借此控制了前者的政治行为和地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其结果,地方精英在其范围扩大的同时亦出现了身份上的“职役化”,而这一现象的出现,无疑使得地方自治意义大打折扣。第三章论述了北洋政府时期衡阳地方精英的政治参与及其与地方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民初十几年是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初始阶段,但是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大为削弱,地方行政现代化因此严重受阻,从而在当地形成了许多权力真空；在此基础上,地方精英通过承认或依附于军阀统治之下攫取了大量权力,地方自治亦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但是精英在维护和扩张自治权力的同时,又表现出对“官治”身份的强烈诉求,而他们对地方行政权威的控制和打压,已在事实上阻碍了城市社会的正常发展。与此同时,在“五四”运动和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之下,这一时期的衡阳学生运动亦日益兴起；但是他们对地方政治的参与,主要表现为将地方社会视为自己实践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平台,很少能正视地方公众利益,因而与前者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和对立。第四章集中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衡阳地方精英及其政治参与从自治到官治的发展演变过程。30年代以后,国民党政府实行党政双轨的政治体制,同时将国家权力大量下移,地方国家权威因此获得迅速恢复,并不断加强,而地方自治空间则在前者的挤压之下则日益缩小,自治内涵也发生变异,地方精英被纷纷纳入国家政治体制内,成为国家政权的有机构成；但是他们在以公职人员身份对地方社会进行管理的同时,仍无法超然于地方传统利益关系,因此这-时期的国家政权地方化实际为其攫取地方政治资源大开了方便之门。在此背景下,衡阳城市政治呈现出一种“全民政治”的发展态势,而日益激烈的地方党派势力之争又使之进一步趋于恶化,从而完全背离了地方政治现代化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