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一项历史悠久、复杂且特殊的人类行为,它以造福人类为终极目的,以满足不同人类群体的交往需要为根本动因,以译者有意识、能动的语言转换活动为实现翻译目的的手段。人类翻译活动的诸要素,无论作为广义翻译主体的译者、作者、读者,还是相关的语言、文化、翻译目的等都具有社会伦理属性,伦理性因此成为翻译的一个本质属性。这就意味着,从翻译伦理的视角审视人类的翻译行为,不但可以增进对翻译活动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更加公允地评判人类的翻译行为、更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活动。展开翻译伦理研究成为翻译学学科发展的一种内部需要。　　 虽然只要有翻译实践活动,对翻译伦理的思考就必然伴随始终,但是长期以来,受人类对翻译本质属性认识的局限性影响,翻译伦理研究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世界范围内系统、深入的翻译伦理研究至今只有二十余年的历史,中国的翻译伦理研究仅仅处于起步阶段。据翻译史家推测,华夏民族从事翻译实践活动的历史已有数千年,而近代以前中国翻译史上几次大规模翻译运动发生、发展、繁荣、衰败之时正是以伦理中心主义为主要社会政治运作模式的儒家伦理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中国传统翻译伦理思想的丰富性与特殊性是不容质疑的。然而,无论对于中国传统翻译伦理思想的挖掘、整理与分析,还是对“翻译伦理”概念的界定,抑或是对外国有代表性的翻译伦理研究成果的全面而深入的译介,在中国翻译理论界均未全面展开。为使翻译伦理研究走得更远,为使日后我们提出的翻译伦理原则真正能够对翻译实践活动发挥指导作用,在本论文中,我们尝试对上述关系着翻译伦理研究未来发展的基础性研究内容做初步的阐发。全文由绪论、正文四大章节和最后的结语部分组成。　　 在绪论中,我们首先以全球化时代日益凸显的翻译伦理问题为切入点,提出展开翻译伦理研究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接着,通过对“伦理”、“翻译”、“翻译伦理”等相关理论术语的释义,我们对翻译的伦理属性予以了揭示并明确了普遍意义上的翻译伦理研究不仅包括翻译的规范性研究,而且还包括对翻译规律或者翻译现象的描述性研究。在对中国翻译伦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审视中,我们厘定了本研究的主要研究范围并明确了研究的方法。　　 在第一章中,我们对西方翻译研究发生“伦理转向”以来有代表性的翻译伦理思想进行了梳理、分析和比较,以期为我们的翻译伦理研究提供理论参照与借鉴。通过对“贝尔曼的理想主义翻译伦理”、“作为‘翻译政治’的翻译伦理”以及“功能主义的翻译伦理”等三大具有鲜明特征的西方翻译伦理思想形成过程及内容的研究,我们发现,任何翻译伦理思想的提出都是对翻译实践所引发的具体伦理问题的回应,真正能够对翻译伦理危机起到化解作用的翻译伦理思想均产生于对翻译传统和翻译现实的清醒认识,产生于对传统翻译伦理观念的继承和批判。这也就是说,对异域翻译伦理思想的简单挪用不足以彻底解决现实存在的、具体的翻译伦理问题,因此,除了要坚持不懈地从外国翻译研究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中汲取理论灵感外,对本土传统翻译伦理思想的挖掘、整理、分析、继承与批判就成为我们从事翻译伦理研究不该跨越的重要环节。　　 在尚未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传统中国,在以伦理中心主义为主要社会政治运作模式的中国古代社会,规模相对较大的翻译运动先后发生了两次:东汉至北宋初年的佛经翻译活动以及明末清初以传播天主教为主旨的西学翻译活动。在论文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我们分别对上述翻译运动期间有代表性的翻译伦理思想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同时对隐藏在翻译伦理背后的、对翻译伦理思想的形成起着决定作用的种种“依据”进行了挖掘。我们发现,同为由异域宗教信徒主动传入、具有排他性的宗教信仰,佛教和天主教在进入中国之初均经历了一段相当艰难的时期,然而,走出沉寂期后,二者在华的传译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通过第二章的论述,我们发现,佛经汉译活动之所以能由最初为满足弘法需要而开展的小范围译介活动发展成为国家的重要文化事业,这与佛经汉译者在“华夷之辨”这一族际伦理以及中国主流伦理思想的巨大压力下灵活地采取依附或者至少不违背主流伦理思想的翻译伦理原则有直接关系。当佛经翻译以有裨政治的面貌出现,翻译活动就可能获得国家或帝王的赞助,进而获得长足发展；当佛经翻译对中国主流伦理思想构成威胁,佛经翻译活动就必然遭到禁止。可见,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对佛经汉译活动的发生与否起着决策作用,同时,内容各异的翻译伦理思想又关系着翻译活动的兴与衰,关系着翻译对主流伦理思想的改造或颠覆。通过第三章的论述,我们发现,天主教汉译活动之所以由最初以取悦封建帝王和士大夫为目的的灵活的译介活动发展到被清王朝明令禁止,译者遭受迫害甚至被驱逐,这与罗马教廷以及某些天主教传教士为保持宗教的纯洁性,在中西文化交流初期就坚决推行“忠实于原文”的翻译伦理,而使文化冲突不断升级有直接关系。这样,以佛经汉译的成功以及明末清初西学翻译的失败为例,我们不仅对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翻译伦理思想做了基本的梳理和分析,而且还从正反两个方面揭示了翻译、伦理以及翻译伦理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完成了对中西方形形色色的翻译伦理思想尤其是中国丰富的传统翻译伦理思想的挖掘与分析后,在本论文的第四章,我们试图对中国传统翻译伦理思想的基本特点进行归纳和总结,进而对翻译伦理的本体维度、历史维度以及翻译伦理的相对向度做出理论上的揭示。据此,我们提出了树立相对主义的、开放的、多元的、动态的翻译伦理观的主张,这也是我们通过对中国传统翻译伦理思想的研究而对“翻译伦理”概念所做出的进一步诠释。　　 在论文的结论部分,我们对本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对日后深入的翻译伦理研究在研究方向与研究内容上提出了若干建议。我们既肯定了本研究在揭示伦理、翻译与翻译伦理的互动关系以及翻译伦理的维度与向度等方面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又对从翻译伦理的视角重新书写中国翻译史,将翻译伦理的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翻译教学、翻译批评以及译者道德研究结合起来从事翻译伦理的致用性研究等方面提出了若干建设性意见,以期进一步开启中国翻译伦理研究的研究空间,使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人员和译者投入到翻译伦理研究中来。